周恩来与邓颖超:海棠花下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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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可是因为你我希望有来生”  — 周恩来致邓颖超

一月哀思举国悲,八亿神州泪纷飞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这位心怀天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人,一生为国家鞠躬尽瘁,也一辈子忠于自己的婚姻,结发妻子邓颖超想扶相持,共度一生。

他们的爱情故事,直至今日,仍然感动着你我。

初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是在1919年夏,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他的母校一天津南开学校。
当他走进礼堂就看到一位女学生站在演讲台上,只见她身穿白衣黑裙,-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不高但均匀的身材正在满怀激情的演讲。

要求当局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
周恩来目睹了这个场面,心也跟着被感动了,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
之后便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迅速记下:邓文淑(邓颖超),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

人们说相爱的条件,我看你睡着的侧脸

那年,她15岁。
一年后,周恩来前往巴黎,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做了教员。
两人鸿雁往来,每一封信,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和灵魂深处的交流。

直到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
背面,是周恩来刚俊挺健的笔迹:“希望我们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便开了”。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

正如邓颖超所说:“和爱的人走到哪,哪里就是家。”
“最好的爱情,就是找一个与自己灵魂相惜的人,一个望得穿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便不会担心,在汹涌人潮中,彼此走散。”

分别的来往书信中,邓颖超怕耽误周总理的时间,只提醒他注意身体,于是总理说:
“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想我”
“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

1947年春,周恩来留在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
中央后委委员、中央妇委副书记邓颖超,随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转移,先后参加阜平县农村的土改工作和全国土地会议,夫妻二人分别一年有余。

1950年2月3日,邓颖超写信致周恩来,彼时邓颖超心脏病发,在家休养,但对总理的关心也丝毫未减:
“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最关心惦记的。”

197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风风雨雨,已走过人生的四五十载,而这时的周总理已过古稀之年。

1975年隆冬,周总理病危,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视。
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
“赵炜,咱俩握握手吧!”
“总理,我手凉,不要握了吧?”赵炜说
“要握。”总理说道
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声说道:“照顾好大姐。”

然而故事总有遗憾。
1927年七月下旬, 周恩来正在准备在南昌领导起义。在此之前,周恩来和邓颖超失去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孩子。
当周恩来得知邓颖超再无生育能力的时候,他平静了。那平静的眼中包含着太多情绪,有伤心,有自责,甚至还有坚定。
他说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如何? 一个雨夜,他去往南昌,一步一个脚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邓颖超坚持按照他的遗愿,亲手奉上周恩来的骨灰盒,拜托飞行员将骨灰撒向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

联合国降半旗向他致敬。
在被问起这样做的原因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回答说中国有数不清的财富,可他们的总理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中国有十亿人口, 可他们的总理没有一个孩子。

2年后,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邓颖超写下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
“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
12年过去,本是短暂;但是,偶尔我会感到,是那样那样的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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