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捡了一个皇帝的他,为何能成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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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叫“守业更比创业难”,从《资治通鉴》里面所载的帝王来看,这句话很有道理。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么多王朝兴衰,各种各样的君主多达数百人,但真正优秀的守成之君,人数远少于创业之君,其中堪称守成之君典范的,大概莫过于西汉时代的汉文帝。

文/姜鹏(思想食堂讲师)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继位,也就是西汉统治集团内部平定诸吕之乱之后。在此之前,整个国家可以说动荡时期远远多于和平时期。老百姓无论是在推翻秦朝,还是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汉文帝在位23年,始终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给老百姓充裕的生产时间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让整个社会恢复元气。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国库殷实,百姓家给人足,国家没有大的动荡。

汉文帝的治理,不仅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非常成功,而且为汉朝统治储备了充足的后劲。所以汉文帝历来被认为是守成之君的典范。

汉文帝守成的“成”体现在哪里?读《资治通鉴》,我想可以概括出三点:不扰法、不扰民、克服享乐主义。

有权者克制权力欲最难得

所谓不扰法,就是君主不凭借个人政治权威干涉法制程序的正常运转。先来讲两个汉文帝与法的小故事。

汉代的都城长安是临渭水修建的。有一次,汉文帝的车队经过架在渭水两岸的桥上,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其他人必须回避皇帝的车队。

但有一个路人没有回避,结果惊到了汉文帝的马。于是这个路人就被逮捕,并交给廷尉,也就是主管司法的官员处置,当时的廷尉名叫张释之。

廷尉张释之

张释之经过调查审问之后,认为这个路人的确犯了没有回避皇帝车驾的罪,按照法律应该处以罚金。

汉文帝看到这个结论之后大怒,说这个人这样胆大妄为,万一我的马性格烈一点或受不起惊吓,不是要伤到我吗?汉文帝认为这个惩罚太轻,非常不满意。

张释之就对汉文帝说:

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资治通鉴》卷十四)

张释之以秉公执法为人称道

法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准则。现在法律规定,对不及时回避皇帝车驾的处罚就是罚金,如果现在仅仅因为皇帝本人不满意这项处理结果,而加重对犯事者的处罚,那么朝廷的法令对于老姓来说就没有信用可言了。

退一步说,当这个路人惊驾的时候,如果皇帝直接派使者诛杀了这个人,那是皇帝特旨特办。但现在这件事情已经移交给司法部门办理,那就应该遵照法律来制定惩罚措施,而不能由任何人随心所欲。

汉文帝思考良久,认为张释之讲得非常有道理,就赞同了他的处理方案。

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汉文帝和张释之在执法问题上又有了意见冲突。

有个盗贼在祭祀汉高祖刘邦的高庙里偷盗了玉器,这件事性质比较严重,交由廷尉张释之来处理。

张释之最后的处理意见是,根据法律,该犯应该弃市。所谓弃市也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陈尸街头以示众。

这个刑罚当然不算轻,但汉文帝仍然非常不满意,说这个人胆大妄为到敢偷高庙器具,我让廷尉来处理这件事,是想让他遭受灭族之罪以儆效尤,而廷尉只判他个弃市,太令我失望了!

面对皇帝从来“不怂”的大法官张释之

张释之再一次据理力争,对汉文帝说,对于盗窃高庙器具的惩罚,法律规定就是弃市,而没有灭族一说。

罪责之间有等差性,不同罪责对应不同刑罚,陛下觉得现在这么惩罚不过瘾,盗窃宗庙器物就诛灭全族,那么以后有人犯了更重的罪,比如去盗掘高祖皇帝的陵墓,那又该如何处罚?

一番争执之后,汉文帝最终还是觉得张释之讲得有道理,又同意了他的处罚方案。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汉文帝的性格。汉文帝也是一个普通人,在处理关系到自己的事件时,表现出明显的喜怒哀乐情绪,试图依靠自己的权力改变法律。

但汉文帝又有胜过普通帝王的一面,他能做到克己守法,觉得司法官员说的是对的,就马上能纠正自己。

一个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并不稀奇,难的是,有权力的人能克制住自己的权力欲。尤其是当自己的意愿与法律或者是他人的利益、意愿相抵触时,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念,不动用权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不会利用权力屈法、枉法。

享乐主义是继任者的大敌

除了守法之外,国君在治国时,很多方面都需要克己,也就是抑制自己。无论是创业之君还是守成之君,要想把国家领导好,都必须具备这一素质。

但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面临的历史环境必然大不相同,要做好守成之君,还有其特殊要求,这就牵涉到之前提的另两条:不扰民和克服享乐主义。

民生安泰依靠君主合理治国

我们先来看,创业之君和继承之君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创业之君都曾面对过强大的敌人,经历过艰难的条件,知道最终的成功来之不易,不少人还能保持克勤克俭、关注民生,至少能够做到行为举止有节制。

继承型君主则不同,往往自幼锦衣玉食,坐拥丰厚的祖业,不知稼穑艰难,很容易滋生贪图享乐的生活习性。所以可以说,享乐主义是继承之君最大的敌人。

我们还是举汉文帝为例。

汉文帝曾经想在骊山顶上高显之处建造一个露台,供登高凭览之用。对于这样的事,一般皇帝都是想到就做,不问成本,毕竟皇帝富有四海,造一个小小的露台算什么?

汉文帝跟这些皇帝不同,建造之前他先找来工匠计算一下得花多少钱。最后算下来,大概要花费一百金。

常见的铺张浪费的皇族风气

对于皇帝来说,一百金当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百金已经是十户中等人家家产的总和,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百金就是天文数字。汉文帝想了想,觉得太铺张浪费,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其实,西汉时期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是有严格区分的,农业税和人头税归国家财政,山林渔泽之利以及矿产、商业税等归皇室财政。

汉文帝想造露台,只要不侵占国家财政,从他本来就有权力支配的皇室财政中拨付,应该不会遭到很大的反对。

汉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便这是力所能及的事,最终还是决定不去做。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牵涉到身为皇帝,应该如何为天下做表率的问题。

如果今天造一个抵得上十户中产人家资产的建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那明天就不会把一百户中产人家的资产放在心上,必然越来越奢靡。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达官贵人一定争相效仿、相互夸耀,一步一步走向把所有民脂民膏用来支撑上层社会的浮华生活,从而积累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

“露台之金”的故事被后人作为著名的政治典故,不停地用以告诫后世帝王戒奢戒侈。《资治通鉴》也是把它放在汉文帝去世的时候叙述,用这个故事来为汉文帝盖棺定论,体现汉文帝在治国上的过人之处。

总结汉文帝的为政之道,重在三条:不扰法、不扰民、克服享乐主义。扰民和享乐主义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统治阶层若沉湎于奢华的享乐生活,必然要通过大量的扰民活动才能支撑。

所以享乐主义很大程度上和扰民政治是共生的,只有克服享乐主义,才能把时间和财富还给人民,不打扰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从而维持国家社会的安定。

勿扰百姓是根本

人无完人,其实汉文帝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比如汉文帝蓄养男宠邓通,汉文帝接见大臣的时候,邓通老在身边,很不严肃。丞相申屠嘉一度想斩杀邓通以严肃朝廷纲纪,最终还是被汉文帝拦下来了。

但在治国的大方向上,汉文帝把握得非常好。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缺陷更多,但他们父子创造的文景时代,老百姓家给人足,天下太平,后来的人们都景仰向往,关键在哪里?

司马光说,其实很简单,对于老百姓“勿扰而已”。因为老百姓都是喜欢和平安乐的,只要你不去打扰他们,让他们生产、生活有规律,不受大的影响,他们是不会主动给这个社会制造麻烦的。

司马光改写了《史记》中的一段话,放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文帝的治国特色做了总结: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资治通鉴》卷十五)

凡是需要用金钱来铺垫的奢侈生活,一概不取。皇家活动、命令妨碍到老百姓生活的,一概向老百姓让步。

此外,文帝一生中还多次下旨减免百姓的税役负担。这就是汉文帝能成为后世继承型君主最佳榜样的原因。(来源: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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