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后卡斯特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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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几乎不适合海航,过分超载了人员和装备。七天七夜,船员们在凶险的海面上驾驭着这艘不断进水的不合用的船。

船上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不适:晕船、饥饿、干渴或是虚弱体乏。

比计划晚了两天,并且距离约定会合地点尚有数英里,船就在泥沙中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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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邮票庆祝”格拉玛”的航行

正如格瓦拉(Che Guevara)后来回忆的那样, 1956年12月,号称凯旋而归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及其革命武装力量“不是登陆而归,而是沉船而归”。

总共只有82人浑身颤抖情绪沮丧地走下这艘名为“格拉玛”号的船。

境况很快变得更糟。在马埃斯特腊(Sierra Maestra)山脚下,他们被政府军伏击,打散成散兵游勇,其中就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Raúl)。

从那个不够光彩的起点,他们最终竟击败了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军事政权。面对4万装备远为精良的武装,他们组织了20世纪最为成功的游击队运动之一。

1959年1月,击败巴蒂斯塔后不久,卡斯特罗在古巴首都向人群招手
1959年1月,击败巴蒂斯塔后不久,卡斯特罗在古巴首都向人群招手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建立的政权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卡斯特罗兄弟已经掌管国家政权近60年时间。

他们把古巴打造成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的影响将是永久性的。

卡斯特罗兄弟菲德尔和劳尔于1999年
卡斯特罗兄弟菲德尔和劳尔于1999年

而今,历史的转折点就在眼前。古巴革命之父菲德尔·卡斯特罗于2016年末去世,劳尔·卡斯特罗从总统职位上退休。1959年以来,古巴首次由卡斯特罗家族外的人去统治。

六十年后,古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比尔恩(Birán)
比尔恩

当卡斯特罗老人临终时分,他自可以回顾一个漫长而满足的人生。

尽管身体虚弱,直到最后卡斯特罗仍然思想敏捷,崇敬他的儿孙们都围在他的床边。

生性具有家传的固执,他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医生用了近9个小时抢救他,终未成功。

这里说的是菲尔德和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马丁·卡斯特罗。 2017年9月去世,离他的出生地方比尔恩只有一箭之遥。他在菲德尔去世一年后得了动脉瘤,享年87岁。

马丁·卡斯特罗(Mártin Castro)摄于2016年
马丁·卡斯特罗(Mártin Castro)摄于2016年

虽然两个人同父,孩童时一起玩耍,但在古巴可能没有另外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如此不同了。

一个成为古巴革命之父。另一个则从未离家半步。

成为冷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近50年,正如其后来所述“就在帝国主义者的鼻子底下”,在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不到90英里的岛屿上推行共产主义。

革命成功后,1959年,他名不经传的同父异母兄弟马丁获邀前往哈瓦那在政府里担任角色。马丁拒绝了。作为一个普通人,马丁在家乡的家畜群里和甘蔗田中自得其乐。

“我常会去想,如果爸爸和菲德尔一起做事会怎样,”他女儿比阿特丽斯(Josefa Beatriz)说,她的悲伤依然很明显,“但他从来不去这样想。”

有马丁和劳尔的卡斯特罗家庭照
有马丁和劳尔的卡斯特罗家庭照

“父亲从未上过学,但他也具有家传的智慧”,她充满爱意地回忆道,一边手指亲切地在照片上抚过。家族的相似之处,特别马丁同劳尔,是惊人的。

马丁·卡斯特罗的女儿阿特丽斯(Josefa Beatriz Castro López):“我常会去想如果爸爸和菲德尔一起做事会怎样,但他从来不去这样想。”

卡斯特罗家的房产曼尼凯思(Finca Las Manacas)如今改成了博物馆,经过精心修复,成为菲德尔和劳尔农家出身的纪念碑。该镇的历史学家洛佩斯(Antonio López)引导作者进行了参观。

曼尼凯思(Finca Las Manacas),卡斯特罗家族房产
曼尼凯思(Finca Las Manacas),卡斯特罗家族房产

他说,比尔恩原是卡斯特罗建造的城镇。

菲德尔的父亲安吉尔·卡斯特罗在19世纪90年代,作为在西美战争期间捍卫殖民统治的应征者,从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来到古巴。

1898年独立后不久,他回到了古巴,开始在矿山就职,后来在美国大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甘蔗种植园工作。

1910年代初,他走上致富之路。在卡米诺雷亚尔(Camino Real)边上买了块地,古巴圣地亚哥和尼佩湾之间的一条泥泞小路从其北海岸穿过。

农场设施逐渐扩大,颇具那时代的代表性:学校、商店、伐木场、酒吧、铁匠棚,海地来的甘蔗工人和伐木工人的乡村小屋。

洛佩斯向我展示了菲德尔初次上学时的小教室,之后他被送往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耶稣会教士开设的学堂里学习。

教堂

一位导游走过,向游客重讲了一遍官方版本的故事:海地来的收割甘蔗的合同工的贫困状况如何给菲德尔和劳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菲德尔曾说过,他庆幸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辈,因为富裕人家的特权感尚未形成。”洛佩斯说。

安吉尔·卡斯特罗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没看到两个儿子成为古巴最强大的统治者。1956年去世,他与菲德尔和劳尔的母亲丽娜(Lina)在曼尼凯思一起合葬。

然而,至少对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来说,从农村宁静的早期开始,生活从来没有真正改变多少。

客厅里喝着加糖的黑色咖啡,约瑟法(Josefa)解释了马丁如何给他们留下了一小片土地,几头牛,还有我们在坐的并不宽畅但布置舒适的房子。

比尔恩保留了其沉睡的乡村生活。男士聚集在国营商店围绕的小广场上,在清早的田间农活后分享一杯朗姆酒,或在政府补贴的食堂里买一些碳酸饮料和廉价火腿三明治。

马丁的普通混凝土房子是菲德尔为本镇人建造400套房屋计划的一部分,同在他父亲的农庄里工人居住的非常脆弱的木屋形成鲜明的对比。

除了少数具有鲜亮粉红色、黄色或绿色外墙的之外,四四方方的矩形,包括了隐藏在窗帘后面的浴室,街道上所有房屋都是统一规格一模一样。

大多数房子都有一个狭窄的前廊。马丁曾经坐在摇椅上看着比尔恩的变迁。

400套计划房屋中,最终只有218套完工。

马丁女儿回忆说,完工后似乎所有218套房的邻居都出来表示敬意。

“每个人都认识他,会停下来和他聊天。人们曾经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住在哈瓦那,但他在这里很开心。”

“他会说,‘我不想发财。这些就是我的财富’,”她指向伸展的田野。

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

前往凯由格拉玛岛(Cayo Granma)的渡轮可能会非常拥挤。

单程只需一古巴比索(5美分或3便士),这是抵达位于圣地亚哥湾口的该岛屿最简单便宜的方式。甲板上堆满了来自巴西的冷冻鸡腿箱子,一辆摩托车搁置在栏杆上,一群高中生在长椅上嘻嘻哈哈地互相叫喊。

很少有游客前往沉睡的渔村,但看起来大多数的当地人也并不希望游客的到来。

“除非烧死我,否则我决不离开这个岛,”一生都住在这个小岛上的瓦尔维德(Rosa Caridad Valverde)开玩笑地说。“即使被人拉出岛,我也会游回来!”

年近80岁,患有高血压。她坚称没什么严重的,但为了拿药,她必须来看家庭医生拿到处方。

瓦尔维德坐在树荫下等着在一尘不染的诊所内的正在给病人看病的卢阿塞斯(Clara Luaces)医生。

“这座岛同从城市相隔较远,我们这里有治疗病人所需的基本设备,”医生解释说,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卢阿塞斯是一位50多岁的非常直爽而热情的女性,她以小区生活而自豪,她说这是古巴初级保健概念的关键。

船上

“岛上有651名居民,”她向着分布在山坡上向教堂围拢的木质铁皮房屋点点头 “我们会向内陆输送急诊或孕妇,但在岛上我们自己也曾挽救了几条生命。”她补充说明时让人感到一种自豪感。

瓦尔维德非常感谢这里的医疗服务。她自觉地使用了炽热的革命赞誉之言:“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温饱问题,而是保健和教育。这两项我们都可以免费得到。”

保健和教育就是古巴革命的两大支柱,在卡斯特罗斯治下,是古巴社会成就的同义语。

事实上,暗示两者都有不足之处,也就是指出它们迫切需要投资和现代化,对于某些古巴政府官员来说无异于对圣灵的亵渎。

当被问及她最想从劳尔的继任者那里得到什么时,卢阿塞斯医生小心翼翼地说,她只准备说官僚机构在古巴仍然是一个问题,每月大约35美元的薪水并不容易过活。尽管如此,她很快纠正自己的说法:“但近年来我的工资增幅超过大多数人。”

卢阿塞斯(Clara Luaces)医生
卢阿塞斯(Clara Luaces)医生

此外,她坚定地补充说,美国应该取消对古巴的经济禁运。在古巴这种观点比比皆是不断被重复。从医疗药品供应到新品种种子,古巴人称之为“封锁”或禁运,现在已进入第58个年头,被指责是古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当然,古巴医疗体系面也有一些本身的问题。不公开地评论,一些医生和护士会说医院院内感染是一个重大问题。

虽然治疗全部免费,但重要的护理负担落在家属身上。他们必须提供床单,枕头,有时甚至须提供膳食和基本的抗生素。

尽管如此,卢阿塞斯医生说,在拉美其他地区,很少有人可以真正依靠古巴医生所提供的同等级的免费医疗服务。

泛美卫生等组织全心全意地赞扬了,特别是在抗击岛内传染病方面,古巴的出色表现。

回到古巴内陆,我参观了一切成就的发源之地蒙卡塔尔兵营(Moncada Barracks),那里是古巴革命打响第一炮的地方。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和劳尔在圣地亚哥率领装备不良的起义军攻击了该军营,以反对巴蒂斯塔的野蛮政权。

几个小时内企图发动的政变就被镇压了,策划者被被捕遭受酷刑。卡斯特罗兄弟幸运地得以逃脱。

在卡斯特罗斯掌权以后统治的极盛时期,军事营地变成了一所学校。今天,在同一屋檐下安置了几所学校以及一个纪念起义的博物馆。

教育是古巴引以为豪的另一个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古巴就在农村地区消除了文盲,其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努力亦得到国际认可。

21世纪之交,世界银行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古巴在男女数学和科学的在校生成绩中均排名第一。报告还将古巴的学校描述为同许多发达国家学校的“水平相当”。

古巴学生
古巴学生

教育仍然是革命的关键信条。但是今天资源稀缺,预算缩减,官方统计显示教师短缺情况恶化。

数以千计的教师离职在或已然放弃了这个职业,而去私人从业,比如向游客出租客房或者当家庭教师,一天挣的钱比一个国家教师一个月还多。

在蒙卡塔尔阴凉的天井里,孩子们在一块标志着在蒙卡塔尔攻击中阵亡的革命者尸体被安置的地方,整齐地排成一排。

“共产主义的先驱们!”,一个女孩在列队的学生前召唤着。

“向Che学习!”列队的学生们响亮地回应道。

这一口号每天早上被全古巴的学童所高呼,格瓦拉成为终身奉献给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象征。

之后,我们被带到教室去看上课中的孩子们。

“谁能用过去式来造句?”老师问道,把动词“学习”写在黑板上。一排手举了起来,通常她会选择一个没举手的孩子。

古巴学生
古巴学生

被告知我们可以去采访孩子们,可以观察到,他们一般是在老师的监视下背诵革命口号。相反,我问校长,问她如何看待一些特别是来自迈阿密方向的批评,说在学校里灌输这些口号就是洗脑。

“说这里是在洗脑是荒谬的,”恩方特(Elaine Infante)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人道主义的,我们顾及到这里所有孩子的幸福。”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原因。不要把他们变成武装分子,绝不。是要为未来做好准备,让他们成为能够服务社会的好人。”

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
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
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

马诺洛(Don Manolo)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直到他的膝盖不能再承受。

那年他90岁。

他一生都在马埃斯特腊山种植咖啡,但是两年前岁月的摧残使他不得不向国家交还了土地契约,以换取养老金。

“我们从建棚户开始,根本没有土地契约。”他粗糙的双手抓住一根手杖支撑着身体,一顶宽边草帽遮挡了加勒比海强烈的阳光。

他解释说,革命发生之前,马诺洛给地主提缴每种收成的三分之一。有一天,一群留胡子的男人出现在他的租用地上。

“很多人都想参加革命,但菲德尔说,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需要加入革命军,因为军队需要我们去生产粮食,”他回忆说。革命军承诺马诺洛和其他农民将很快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

当年他33岁,与菲德尔同龄,两个人几个月后再次见面,当时成功的革命领袖回到该地区兑现承诺。

土革之后,大片的私有土地都被没收,划成小块重新分配给农民,或者变成国营公社。从富裕的古巴家庭到外国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和联合果品公司,大地主的土地均被国有化。

甘蔗种植园不再是外资企业,就是这些早期决策,将古巴置于华盛顿的敌对一方。据说卡斯特罗甚至没收了曼尼凯思的一些自家财产,很大程度上得罪了母亲。

该法规仍然是古巴农业模式的基础。

“我们在马塞迪(Caney delas Mercedes)举行了一次车马大游行,那天他们给了我们土地证,”马诺洛回忆道。“我们很高兴,因为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们从土地上赶走。”

马诺洛拍摄了一张他收到的土地文件复本的照片,而57年后他的土地又归还了国家。
马诺洛拍摄了一张他收到的土地文件复本的照片,而57年后他的土地又归还了国家。

在马埃斯特腊山脚下,小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咖啡。在一个名为“北极”的地方,住着另外一个土地获得者马蒂纳(Lérido Medina)。现在已经没有原文件,因为马蒂纳已经将其捐献给了哈瓦那的博物馆。

穿着厚厚的羊毛衬衫,吹着凉爽的山风,92岁的马蒂纳解释说,他现在依靠妻子埃达(Aida)和儿子在农场做活儿。

“最艰难的是砍林播种,”马蒂纳说。“没有任何机械,全是手工劳动:镐、弯刀加蛮力。”

全部作物收成由国家统购,咖啡不能在公开市场上销售。

直到今天,像马蒂纳这样的大多数农民将土地改革看作是让其自主的根本。但批评者说,这不过是把他们终生卖给了国家。

劳尔担任总统期间,尽管离私有化还相差甚远,经济政策有所缓解, “北极”的咖啡农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合作社,使得他们能够集中资源,并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马蒂纳的长子伊萨克(Eziquiel)解释道。

但无论山地咖啡种植园还是种植甘蔗和烟草的农田,几乎所有参与农业的人都会同意技术上的缺乏。古巴仍然大量使用19世纪的农业设备:牛、犁、马车以及大砍刀等等。

“平原上可以使用拖拉机,但这里不行。农户的生活很艰难,但工作还是要做,”马蒂纳说。

农业异常艰难

尽管有劳尔的改革,国营模式仍然是古巴农业的基础。对许多农民来说,自苏联解体以来,说经济增长处于低迷状态已经是乐观了,古巴约四分之三的内粮食需求依赖进口。

然而,饥饿已基本消除,未来的领导者不太可能取消革命之后关于农业生产的政策。

虽然咖啡对古巴很重要,但糖一直是主要出口作物,也是其经济的主要依靠。

在通往卡马圭(Camaguey)省的道路上,丰收时节我们停下来与一群甘蔗农进行了交谈。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40,000吨,”收获队的领导者伊格莱西亚斯(Osvany Iglesias)说,随即他抱怨使用苏联时代的机器。

“这是1972年制造的,那个是1975年的,这个1994年的是最现代化的,”他边说边指着咆哮而过的联合收割机。“困难在于缺乏零件,中国替代品的质量不好。”

但他耸耸肩,笑了起来。除了适应之外别无选择。

普拉亚吉隆(Playa Girón)
普拉亚吉隆(Playa Girón)图片版权KATIE HORWICH
Image caption普拉亚吉隆(Playa Girón)

“吉隆: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失败”在你开车进城的时候道旁的标志宣扬着如此的标语。

抛开革命者对此的夸张,事实基本上正确。直到1961年,在猪湾或吉隆进行的拙劣入侵,华盛顿确实从未真正在拉丁美洲被击败过。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中情局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和危地马拉的秘密基地训练了古巴流亡者,为入侵做好了准备。1961年4月15日,涂有假旗目标道格拉斯B-26轰炸机攻击了哈瓦那和圣地亚哥郊外的机场。

然后是从海上的入侵。约有1400人在吉隆和附近的另外两个海滩上岸。行动一开始就出现崩溃的迹象,指挥混乱,反对革命的武装人员在沿海地区的红树林中晕晕乎乎迷失了方向。

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指挥古巴武装力量,华盛顿幕后策划偷袭被揭发出来,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又选择不派遣美国空军支持。

基地

入侵被击垮,卡斯特罗赢得了一个关键的胜利,肯尼迪政府遭受了很丢脸的挫败。以致格瓦拉后来会向肯尼迪发感谢信,说这次入侵使得“虚弱的革命变得无比强大。”

从坚定的支持革命的角度来看,整个故事都可以在普拉亚吉隆的一个小博物馆中看到。巡回讲解团队中还有一些美国口音。但是如果真的想知道到那个决定历史的星期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离开博物馆找到菲斯(Dolores Fis)。

菲斯住在附近的一个铺着水泥地板的简单的房子里,吉隆沼泽地的湿热中,这里竟然出奇凉爽。一个女儿住在隔壁,一个侄子住在对面。我拜访过她多次,她欢迎我就像是欢迎一位老亲人。

菲斯是1961年入侵发生时就在吉隆的少数居民之一。现年84岁,她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普通人的经历见证了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历史时刻,她的人生故事是整个古巴革命的一个缩影。

2016年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前不久,我采访了她。她回忆了入侵袭击发生地时刻,如何唤醒丈夫轻声说“沙滩上有枪战!”她准备留下来参战,但最终丈夫说服了她和嫂子带孩子躲进山里。他们不得不闯入一间废弃的屋子,去寻找一些零星的食物。

但是这次她聊到了吉隆是如何改天换地的。

“这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一半的人家我都不认识,很多来自各地。来自奥润迪(Oriente)、卡马圭、哈瓦那,来自世界各地,都住在这里。”

菲斯
菲斯

这是因为在这个沉睡的沿海村庄有可能挣到不少钱。开车进吉隆时,每隔一个房子外面就有独特的蓝白色标志,标志着是外国人可以租住的私人住所。在古巴知名的“私人住宅”(Casas particulares)已经成为普通古巴人中最受欢迎的私营模式。

尽管政府已经冻结了新营业执照颁发近一年,接待旅客住宿仍然是许多古巴家庭从事私营生意的最简单方式,并且赚取的收入远高于领取国家工资,而无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家宅装修。

随着该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英文名称“吉米”的萨瑞斯(Deynier Suarez)从首都迁至吉隆。他开始在海滩附近的国营酒店当厨师,当镇上最成功的“私人住宅”寻找一个经理时,他应聘开始了私家营生。

他说:“今年的生意一直不错,但比前两年差”。他将经济衰退归咎于两个因素:在古巴北部海岸部分地区造成破坏的飓风伊尔玛。虽然南部的海岸线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吉米认为风暴的电视报道给人以古巴混乱的印象,因而减少了前往的旅游者。

德尼尔“吉米”萨瑞斯(Deynier “Jimmy” Suarez):旅游业绩因特朗普(Donald Trump)而下滑
德尼尔“吉米”萨瑞斯(Deynier “Jimmy” Suarez):旅游业绩因特朗普(Donald Trump)而下滑

他说,另一个因素是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一点非常突出”,他说的是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增进两国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反而实施了更严格的旅游限制。

“很少有美国人来了,你几乎看不到美国人。都是欧洲人,好吧,希望美国人继续来旅游。我们并不担心,但如果特朗普改变了政策,会有所帮助。”

除了革命历史之外,一般旅游者来到吉隆都是观鸟或潜水,萨帕塔(Cienagade Zapata)国家公园提供岛上最好的生态旅游。

吉隆之外不远就是切瓦德罗斯佩思(Cuevadelos Peces)是潜水和浮潜的热门地点。

教练雷伊(Rey)把我们带到了一片基本完好无损的珊瑚礁。一群加拿大人喜欢调查沉船。

珊瑚礁

二十年前,菲德尔从根本上将外国游客视为必要之恶,是一种赚取急需外汇的有效方式。

然而,今天,旅游业被认定为岛上经济未来的解决方案,政府希望在未来几年吸引更多的游客。

这已经带来了一些明显的经济不平等,是下一任总统一定会面临的挑战。赚取大多数外国人使用的”兑换比绍”的人与在当地赚取“古巴比绍”的人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剧。

一些在旅游部门的国有企业人员热衷于利益扩大化而去搞自己的私营企业。例如,私人拥有的潜水商店目前在严格的经济政策下被禁止。

“很多人都有兴趣去经营私人生意,”雷伊坚称, “但现状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这样对国家好。”

下山的夕阳在猪湾的海滩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游客们在棕榈树下休息,品尝冰冻啤酒或从当地人出售的椰子壳中喝古巴朗姆酒。

现场很少有人会去反思关于游客的入侵的问题,其实很明显,是一个问题。但对于吉隆人来说,关心的问题不过是自己会被允许去利用它赚多少钱。

十字路口上的古巴
十字路口上的古巴图片版权ALEXANDRE MENEGHINI

随着劳尔准备下台,古巴举行了选举。全国各地的人都尽职地投票选举国会议员。

4月19日,选出来的国民议会成员选择取代劳尔担任下届总统之人。

大多数人都期望现任副总统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当选。坚持走现代化路线和坚定的强硬派,迪亚斯·卡内尔将成为1959年以来古巴第一个非卡斯特罗当权者。

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古巴选民投票时,605个候选人数与议会席位数完全相同。当然,在古巴严格的一党制下,没有其他政治团体可供选择。

去年,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人士试图成为市政候选人,包括一个名为奥图18(Otro18)的团体的成员。他们说,警察和国家安全官员使用压制的手段制止了他们的提名登记。

当我看到人们投票时,我想起了2014年劳尔的评论。那是同奥巴马总统达成历史性协议重建外交关系仅仅五天之后,人们有了真正的期待。

古巴

劳尔在议会发言时很快提到与华盛顿关系的变化,他说:“不要指望为了改善美国关系,古巴就会放弃为之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人民为之洒了这么多鲜血,冒过如此巨大的风险。”

他释放的信息很简单:政治要有延续性。公开的异议或多党政治不会在古巴出现。至今仍然没有出现。

十年前,国家对其反对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是判长期徒刑。今天,这种做法已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控制制度,批评者和独立记者经常受到短期的羁押。古巴政府指责批评者是来自华盛顿和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组织的“雇佣兵”。

几乎没有人怀疑佛罗里达海峡两岸都有人反对美国和古巴关系的增进。在迈阿密一面,解冻被传统反卡斯特罗政策之人高声谴责,特别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

古巴

在古巴方面也有,很多的坚守理念之人对于美国总统访问哈瓦那感到不安,古巴的死敌竟在古巴的土地上玩得很开心。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历史性的访问中说:“我到这里是来埋葬美洲冷战的残余。”他谈到了被几十年的敌意隔离开的家庭,在新的友谊精神中重新团聚。“我禁不住声泪俱下,”一位在家看电视转播的女士后来告诉我。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了关于奥巴马总统“甜言蜜语”的社论警告,并要求革命者不要放松警惕。政府中的一些强硬分子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并希望遏制岛内亲美主义潮流的增长。

之后,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职位。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当选总统特朗普曾在推特上评价他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而他的遗产则是“枪毙、盗窃、难以想象的人类痛苦、贫困和拒绝基本人权”。

这些评价使得两国回归敌对状态。而今的情况正是如此。

另一事件就好像间谍小说里的一个章回,进一步复杂化了两国已经迅速恶化的关系。哈瓦那20多名美国外交官开始出现,从听力丧失、恶心到轻度脑震荡等不明原因的健康问题。

美国务院称其使馆工作人员曾成为所谓“健康袭击”的受害者,并指责古巴政府就算不是直接下毒,也是未能保护外交官。

哈瓦那否认了知晓任何有关事件,认为整个事件是编造和深度歇斯底里的组合,目的是要收回近年来的善意,证明两国之间应保持更加敌对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无论如何,美国将其在哈瓦那的工作人员的人数降到了最低限度,而今天的关系与同奥巴马政府解冻期间高潮期相去甚远。这就是劳尔权力继承着所面对的情形。

对于像92岁的咖啡种植者马蒂纳这样的普通古巴人,还是想要开创私营生意的潜水教练雷伊,是否有任何影响呢?

古巴

有人可能会说很少。当然,最忠诚的革命者们会坚持一切都会好的。古巴革命在安全的手中,实质上,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

毫无疑问,古巴的未来政府不会撤销革命的关键成果,特别是免费医疗和教育,以及对农村穷人的补贴。

但是,当社会主义盟友委内瑞拉经济崩溃,你问古巴如何挺过去,或者当出口收益很低,你问古巴如何支付这笔政府开支时,通常你只会得到面露微笑地耸耸肩膀,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古巴将如何面对经济挑战的细节。

“我们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苏联解体和‘特别时期’”,巴亚莫(Bayamo)一位党的官员告诉我,他指的是1990年代古巴的经济危机。“如果那时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就能在任何条件下生存下去。”

这就是对体制的盲目信任,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中坚定不移地提供解决方案,在菲德尔和劳尔治下,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在沿海城市曼萨尼约(Manzanillo)遇到的年长者罗德里格斯(Pedro Rodríguez),眼镜用一贴膏药粘一起,他显然已经厌倦了这种做法。他抱怨说,镇上的港口不再活跃,国营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

“在这里没人产生什么更多的产品,”几十年往事如烟,这个前会计师无奈地说:“人人等着天上掉馅饼。”

难道这样的评估太过苛刻?也许。数以百万计的古巴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天天在挣扎,以维持生计。他们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尤其是卡斯特罗斯的社会成就,是许多更大和更富裕的国家尚在努力达到的社会成就。

随着古巴人对生活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对国家体制以及古巴新领导人的挑战将随之增长。

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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