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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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张爱玲孤傲清冷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然而这样的性格并非凭空而来。她的父亲张廷重是穷途末路的封建遗少,母亲黄素琼是心比天高的独立女性。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错了,张爱玲自诞生起就不是什么爱情的结晶,而是这个错误最有力的证明。
  丈夫对妻子的恨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恨全都投身到无辜的儿女身上。他们可以一拍两散,各不相干,女儿异常敏感的心却因此被撕裂,安全感荡然无存,但觉人间只有冷未见暖,终不复有爱。
  请怀一颗悲悯之心,看一看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原生家庭,是怎样塑造出一个天才,然后将她毁灭。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张黄大婚,冤家聚头在南京

  不是张廷重爱黄素琼,也不是黄素琼爱张廷重,是张家和黄家要联姻,而已。
  黄家小姐素琼坐在花轿里,几乎面无表情地被抬进了张家位于南京的老宅里。张家的老爷是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李菊耦的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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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少爷名廷重,长脸长身量,下巴尖尖的,清淡的五官很容易被人淡忘。然而,他却有着和长相不相称的烈脾气,只是从小就被祖辈父辈压制着无以宣泄。他一出生就注定在这栋江南豪宅里碌碌无为地长大,规规矩矩地成婚。

  宅子之前是降清明将张勇侯爵的府邸,三幢楼房呈U字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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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张佩纶为了感激李鸿章嫁女之情,重金购入此宅并大肆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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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菊耦给他生了一儿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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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娃娃日后就是在张爱玲文章里个性突出、大放异彩的哥哥张廷重和妹妹张茂渊。今日便是张廷重的大婚之日。

  新娘子黄素琼坐在婚床上,思忖着一样的红烛曾经烧毁过几多少女的梦。黄家老爷黄宗炎的男爵爵位是世袭的,其父是李鸿章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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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琼的生母是个妾。素琼是庶出的,她和双胞胎弟弟黄定柱(此舅亦在张爱玲文中频频出现)一同出生在南京的朱状元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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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疑是好看的,长着一张洋气的脸,双眼皮的大眼睛、高鼻梁还有薄薄的嘴唇。然而这个大小姐一出生就注定背负“小妾养的”诅咒,并毫无抵抗力地被父亲嫁到任何需要她嫁的地方。她怪罪于自己无法接受进步的西式教育,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从老旧的王朝飞出去,然而好不容易飞出了黄家,又落进了张家——一式一样的封建家族,专制而无趣。今日,便是她为人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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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房花烛虽还是有点新鲜感,但张廷重和黄素琼的内心却有着各自的伤痛。张廷重多年的儿子熬成了老子,希望妻子能对他言听计从;黄素琼心心念念的却是获得自由,好不容易逃出了父权,她不愿意下半辈子再遵从夫权。两人在精神上是极不契合的。加之经济上的压力,两人终于连南京的老宅都守不住了。

  张佩纶死后,李菊耦带着张家老小逃往上海。一个煊赫家族开始没落,一颗文坛异星却即将降临人间。

                        张廷重赴津就职,于绝望里生出一线希望

   张廷重合黄素琼在上海的第一处住宅位于康定东路87弄3号。这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建筑,原是李鸿章给女儿的陪嫁,就在“鸿章纺织染厂”边上,是一栋有点仿西式风格的石库门房子,三层高,带一个大大的花园。房子底下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一个个通气孔就对着后院的佣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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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张廷重和黄素琼再怎么貌合神离,生儿育女总也是逃不过的本分。1921年的一个秋日,一名女婴降生在这栋体量巨大的宅子里。她便是日后名噪一时的文坛奇才张爱玲。
  张爱玲成年后对这栋她先后生活了近20年的老宅是这样描写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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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爱的人来说,孩子是天使;对于互相憎恶的夫妇来说,孩子却只是又一个吵架添堵的包袱。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相继出生后,张廷重和黄素琼的感情丝毫没有起色,反而闹得越来越僵。

 估计总还是妻子嫌丈夫只会抽大烟玩女人不用心赚钱养家,丈夫呢又埋怨妻子自私冷酷只想着自己遥不可及的求学梦不顾嗷嗷待哺的儿女。
    忽而有一天,张廷重被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堂兄张志潭举荐,在津浦铁路局觅到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一来,一个纨绔子弟要北漂去天津当正儿八经的公务员了。这个消息对这个日常开销已捉襟见肘的小家庭来说,无疑是令人期待的。此外,如果张廷重去天津任职,那么黄素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分家”。当时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已去世,张爱玲父母是和二伯父家合在一起的。甚至于,张爱玲名份上还过继给了二伯父,只能管亲生爸妈喊“二叔”、“二婶”。所以说,张廷重赴津不仅能增加家用,对一心向往摆脱封建大家庭的黄素琼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于是,两人也就没心思闹了,带着一双儿女欢欢喜喜地一路向北,好像在绝望里生出了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老八”问她,喜欢我还是你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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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左2)、母亲(右2)、姑姑(右1)及两个”大侄侄“在天津家

  在天津,张爱玲度过了两岁到八岁的童年时光。这个年龄段本该是最无忧无虑与父母最为亲密的,然而她成年后却撰文说:“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一个女童怀疑一切,多半和安全感特别是母爱的缺失有关。张爱玲便是一个典型。
    在她的幼年记忆中,没有被母亲怀抱的温暖。她只记得自己一大早被佣人抱去母亲的铜床上,爬在方格子的青棉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关于此事,张爱玲在《私语》中记叙道: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一个年轻母亲一大早起来,不先与女儿亲热嬉戏一番,反而要求她背唐诗。难怪张廷重如此怨恨妻子的“学校病”。此时的黄素琼,已经初露“虎妈”之端倪。
  母爱那么少,要是父爱浓些这个家也是维持得下去的,然而张廷重亦是一个自私的人,不过他自私的地方不是“学校病”而是“玩乐病”。他们在天津所居的半旧洋房有个院子,却没有草坪,和花花绿绿的上海比起来,显得如此寡淡。张廷重工作清闲(其实是没有事业心),时间一多,难免生事,无非又是吸大烟玩女人这一套。
    如前文所叙,这对夫妻的价值观正好相反。然而在生活里,却是守旧的丈夫在看洋书,崇洋的妻子在读唐诗。有一次张廷重买了一本萧伯纳的《心碎的屋》,郑重其事地在上面用英文题写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为什么要用英文?也许连心碎都要隐晦,不叫屋里的其他人知晓。而黄素琼正好相反,心里向着西洋学,嘴里却总是用湖南腔吟诵唐诗,教女儿背也应该是觉得好的。也许在两人内心,还存着一点了解对方努力去爱的念想。
     然而,强扭的瓜不会甜。天津重蹈了上海的覆辙,很快两人又进入狂风骤雨般激烈争吵的阶段。结果,张廷重用了一个最传统也是最薄情的方法,将了黄素琼一军。他和一个叫“老八”的妓女好上了,并且在外头有了“小公馆”。老八算不得美人,而且年纪比张廷重还大些。旁人都百思不解,只有他自己知道,此举并不代表他爱老八,而是代表他恨妻子
     张廷重故意叫黄素琼知晓此事以激怒她彰显自己的夫权,而黄素琼也如他意料般地发怒了。只是一点,张廷重没有料到——黄素琼既没有因为害怕而屈从,也不打算隐忍默许,而是破釜沉舟,狠到扔下丈夫和儿女自己留洋去英国了。
   走就走吧,因为想留也留不住。于是,张廷重在潜意识里将其对黄素琼的爱恨交织投射到了张爱玲身上,他甚至想抱女儿去小公馆玩耍,以示自己在这个家里的绝对权力。哪知,女儿和母亲一个样的倔强。才走到门后,张爱玲便开始顽抗,使出吃奶的劲拌住大门,双脚一阵乱蹬。老子治不了大的,还治不了小的不成?张廷重啪啪几巴掌下去,张爱玲只得屈从。从被父亲硬抱去姨太太家的那一刻起,她觉得自己的世界横过来了。事实上,自黄素琼出走后,张爱玲就成了张廷重潜意识里的“替罪羊”,替她母亲承受一切该有的罪与罚。
    等到父女俩到了小公馆,张爱玲反而冷静下来了。她要替母亲“审查”一下眼前这个敌人。老八看起来个性与黄素琼正好相反,完全没有主张,只是张罗给父女二人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其实这就是老八的精明之处,“在野”的懂得把彪悍藏起来,先把张廷重和张爱玲哄妥了再说。
    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刚才还在为黄素琼的事生气的张廷重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开心地招呼女儿吃糖果。父亲这等和蔼有爱的样子,张爱玲在自己家里是未曾见过的。于是,她大着胆子坐在红木椅子上,不受限制地吃糖果,顺便好好打量一下这个姨太太——老八长着一张苍白的瓜子脸,额前垂着长长的刘海,没有母亲漂亮,却也没有母亲那样叫人害怕。隐隐约约,张爱玲觉得自己内心似乎背叛了母亲似的。毕竟,她还是只是一个连10岁都没到的孩童。
     黄素琼不知道他们仨在小公馆“尽享天伦”的这档事,她义无反顾地走了,和张茂渊一同走的。张茂渊好比是生在张家的黄素琼,内心也渴望自由,所以姑嫂俩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张爱玲这样描写那天分别的场景:“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她不理我,只是哭。”黄素琼临走都没有抱着儿女痛哭,她的泪是为自己流的。
     黄素琼离家不久,张廷重把老八接进了“大公馆”。张爱玲从这个接替母亲的女人身上逐渐体会到了一些寻常母亲所具备的东西。老八“在朝”后渐渐恢复了本性。她喜欢热闹,花钱大手大脚(客人的钱花惯了),不但把人喊进家来吃饭,晚上还带张爱玲去看跳舞,吃起士林的奶油蛋糕。
    风月场所混过的人,自然通晓人情,老八晓得如何“收买”小女孩。有一次,她给张爱玲做了一身雪青色的丝绒新意,再给她试穿的时候,老八嘀咕着“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张爱玲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喜欢你”。在这场女人的斗争里,张爱玲再次成为了牺牲品。长大后她一边恨自己的母亲,一边又对自己小时候对另一个女人说的这三个字耿耿于怀。
   不知是正房和侧室的关系,还是对妻子并未完全放下,张廷重没让老八住进他和黄素琼的屋子,而是叫她在一楼一间空房里住着。这个房间阴暗杂乱,张爱玲时常被叫过去背书给正在榻上抽大烟的父亲听。这一刻,张廷重似乎找到了一家之主的感觉。就这样,时光一晃好多年。然而,他始终没让老八住进正房。
    “二次北伐”开始了,冯玉祥的部队已逼近京津。一帮遗老遗少纷纷南下避战。此时本该是夫妻同心的时候,张廷重和老八却闹开了。可能是张廷重提起了黄素琼随他北上是何等干脆,总之老八一个痰盂砸过去,张廷重当场挂了彩。老八是不会跟他走的,她的“事业”在天津,把后半辈子压在这个败家男人身上,岂不愚蠢。到时男人没钱了,难道还要她去抚养这对拖油瓶?老八打算撕破脸了,不用再为了钱装温柔了。
    在家里颜面扫地之余,张廷重又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伤透了脑筋。他享乐惯了,不爱上班,在单位里名声很臭。加上1927年1月,举荐他的堂兄张志潭又被免职。张廷重知道自己在天津混不下去了。思前想后,唯有找回发妻,以求黄家赐予他回沪的一块立足之地。
     张廷重先是委托族人把姨太太打发走。老八本是欢场中人,见多了离散不足为奇,拿了“礼送”心满意足而去。然后,他给黄素琼写了封信,求其回国,举家搬回上海,重新开始。黄素琼心里一动,上海还有她娘家在,也许情况会好起来也难说。于是,她同意归国以求重修旧好。
   1928年春天,张廷重带着张爱玲姐弟回到上海。如果结局就这么“小团圆”似的定了,也许文坛上就不会有一个叫张爱玲的女作家了。事实上,父亲和母亲的回归只是过于乐观的一种妥协。谁叫这两人都不肯为对方改变自己呢。

子女择校激化矛盾,还是离婚了

   9岁那年,张爱玲随父亲和弟弟回到上海。康定东路的老宅已经分给了伯父,只好暂时在武定路上的一间石库门房子里住下。但因为得知母亲马上就要回来,因此在张爱玲看来连油漆的护墙板都有着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为了迎接黄素琼的归来,张廷重咬咬牙搬进了宝隆花园。他不能理解妻子在精神上的追求,总以为有钱了日子就会好过。黄素琼依然是心有余恨的。按照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的描述:母亲归国的当天,不着急和丈夫子女相见,而是先到她弟弟那里去了,晚上才回到自己家。她也不像寻常妇人那样去亲吻熟睡的儿女,而是自顾自睡了。第二天早上,才喊佣人去把姐弟俩叫醒,去见已经端坐着的母亲大人。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虽然母亲的傲气依然令她与温柔慈爱这类词缺乏关系,但总比不回家要好许多。张爱玲似乎开始过上了梦想中“有狗,有花,有小人书,还有妈妈”的幸福生活。黄素琼和张茂渊是一同回来的,两人常带朋友来家里玩。她们在宽敞的客厅里穿着欧洲带回的时髦洋装弹琴唱歌,张爱玲姐弟坐在地毯上欣赏。高兴了,就在地上打个滚。张爱玲把这份美好写在三页信纸上,寄给在天津的一个小伙伴。阳光头一回暖暖地照在少女张爱玲的身上。
  黄素琼的“学校病”依然没好,她觉得既然改变不了丈夫,不如把女儿教育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于是开始给张爱玲安排了英文、钢琴、绘画等课程。张爱玲属于那种思维活跃但动手能力不太行的女孩,所以练琴对她成为了一种“苦难”。她宁可想象那名俄国钢琴老师的私生活也不愿好好学艺,她清楚“自己喜欢的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家里有母亲陪伴的空气。
  可惜好景不长。意识到儿女们该上小学了之后,张廷重和黄素琼开始为择校问题争吵,家里的气氛又开始紧张了。黄素琼厌恶自己和丈夫所念过的私塾,执意要孩子从小就进洋派学校。张廷重不以为然,早在天津时他就为姐弟俩请过私塾老师,他觉得这样很好,完全忘记了当初黄素琼对于教育的几乎偏执的重视。结果,黄素琼领着张爱玲去了黄氏小学,张子静则被张廷重责令继续念私塾。
  黄氏小学是和黄素琼相熟的母女三人创办的,采用寄宿制。张爱玲填入学表的时候,黄素琼觉得“张瑛”这个名字叫不响,就取了英文名Eileen的谐音“爱玲”。妻子私自把女儿的名字改了,这在中国当时可是件新闻。张廷重又觉颜面扫地,脾气又开始趋向暴躁了。
  黄素琼却不以为然,她似乎已经决心放弃丈夫专攻女儿了,她不能让女儿成为“过去的自己”,而是要成为“现在的自己”。
  张爱玲虽然长得更像父亲些,但精神上更认同母亲。她敬畏母亲,把自己写的爱情小说给母亲评断。哪知黄素琼没有鼓励她,而是直接指出“一个要自杀的女人不会跑那么远去死”。张爱玲不服气,拿去给同学看。哪知同学们又在主人公的姓名上作计较,结果橡皮擦来擦去,纸都要被擦破了。
  当张爱玲的文学天分初露端倪之时,张廷重和黄素琼的婚姻已经走到了末路。由子女择校所激发的矛盾越来越深。张爱玲在《私语》中如此写道: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
  父亲和母亲最终还是协议离婚了。办离婚的当天,黄素琼请来一个外国律师,等到要签字的时候,张廷重长吁短叹,几次提笔又放下。外国律师见状问黄素琼,太太,你是否需要改变心意?她答道,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张廷重听罢,便签字了。按协议,姐弟俩的监护权归父亲,但张爱玲的择校问题必须通过母亲的同意。随后,黄素琼和张茂渊一同搬走了。此时,距她回国还不到两年。
  黄素琼张茂渊姑嫂住进了陕西南路上的白尔登公寓。她俩租了两个大套房,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请了一个法国厨子,日子过得洋派又阔气。张爱玲很喜欢白尔登公寓,称其为“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然而,张爱玲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喜欢“投奔到母亲与姑姑那里”,又“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因为黄素琼坐吃山空,张茂渊又在投资上一败涂地,两人的阔气开始渐渐失去了底气。黄素琼的“学校病”很合时宜地犯了,她决定去法国留学,临走前去了次张爱玲的学校和女儿告别。
    母亲又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这次张爱玲的脸上已经漠然,没有幼时恐惧和留恋的表情。一直到黄素琼走出校门后,张爱玲望着那扇已经关闭了的红色铁门,才掉下泪来。她和当年的黄素琼一样,也是哭给自己看的。她曾经把母亲视作偶像和人生希望,“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仰着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可是现在,张爱玲还没完全长大,母亲却再次背弃了这个家。而且不是出走,是真的和父亲离婚了。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妻子又走了,张廷重仿佛一个气炸了的皮球,疲软不堪。他不再硬撑着住花园洋房了,带着张爱玲姐弟移居康乐村10号。张茂渊过来帮忙,把身心俱疲的张廷重送进中西疗养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戒毒治疗。
   出院后,张廷重的坏脾气好了许多。这和再也没有黄素琼刺激他挑衅他无不相关。此时,张爱玲已升入圣马利亚女中就读,依旧是寄宿制。这是一所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张廷重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还是履行了对黄素琼的承诺。
  周末回家的时候,张爱玲喜欢在父亲的书房里随意翻些书看。或者让张子静的私塾先生给他们读《海上花列传》。每次先生捏着嗓子读妓女的对白,姐弟俩总要笑作一团。那个阶段的张爱玲性子还是活泼爽利的,经常是弄堂里儿童做游戏时的中心人物,能把男孩子都打哭。母亲走后,家里没有了女主人。潜意识里,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张爱玲不知不觉进入了“女主人”的角色,甚至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恋父”。
  天气好时,张廷重会带女儿去南京路上的飞达喝咖啡。一路上经过亲戚的宅子,难免要炫耀一番家族显赫,顺带嚼嚼舌头泄露些亲戚是非。这些事日后便成了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故事情节。她已经懂得了男女之情是如此小气,情人的眼里是怎样的揉不进一粒沙。
  正当张爱玲渐渐淡忘了母亲离家所带来的伤痕,习惯于这样一种相安无事地单亲家庭生活。另一个命中的宿敌出现了。四年后(1935年),“后母”孙用蕃就神一般地空降在张氏父女的生活中。

父亲和后母不要她,母亲其实也不想要她

  在张爱玲眼里,孙用蕃不但是来夺走父亲的妖女,更是取代她成为女主人的恶妇。童年的遭遇使得14岁的张爱玲已经在心理上已经取代了生母黄素琼,她不容许别的女人侵犯自己的领地。天才少女的内心已经开始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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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作为张廷重新娶的妻子,孙用蕃确实才是家里名正言顺的新女主人。毕竟孙用蕃不同于天津那个姨太太妓女老八,她是孙宝琦家的小姐,是张廷重和黄素琼离婚后明媒正娶的续弦。她怎么可以蜗居在康乐村这样中产阶级才住的小房子里,而且还和丈夫前妻的双胞胎弟弟住得那么近。于是,孙用蕃便怂恿张廷重搬回康定东路豪宅,并且换掉了家里的佣人。
   于是,大房子还是那栋大房子,母亲却变成了后妈。敏感消极如张爱玲,怎么可能不产生压抑愤懑以及叛逆的情绪?
   孙用蕃还是动过脑筋拉拢张爱玲的。她把自己和亲戚穿不下的衣服送给张爱玲,哪知马屁拍到马脚上。继女的内心戏是“让我穿别人的旧衣服?你还不如那个老八”。要张爱玲穿孙用蕃的旧棉袍,简直就像是“浑身都生了冻疮”。

渐渐地,家变成了一个笼子。张爱玲想要飞出去。去哪里呢?去母亲那里!除了冷漠的父亲、不合的后母和无用的弟弟,张爱玲心里还存着母亲和远方。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那年张爱玲中学毕业,黄素琼恰巧回国,住在弟弟黄定柱家对面的开纳公寓。按协议,母女俩可以互相探视。由于康定东路老宅靠近苏州河,晚上有时能听到打炮声。早上起来,还能看见穷人拖儿带女地逃到租界来,一派动荡的气氛。黄素琼有些担心,让张爱玲搬去伟达饭店和舅舅一家住在一起。张廷重同意了。
     于是,张爱玲在伟达饭店居住了两个星期,被霞飞路的物质氛围浸染了不少。国泰电影院这一“最廉价的王宫”被她写在了《多少恨》里。对角的老大昌滋味很好,以至于张爱玲在日本的土耳其人家吃馅饼时,还说有老大昌的味道。至于橱窗里的模特和衣服,那是可以缩着脖子看很久的。

半个月不用面对后母的自由时光,使张爱玲逐渐放松了警惕。半大的少女并不懂得知足的道理。想要得寸进尺?张廷重是不会让黄素琼得逞的。而张爱玲,就是这场夫妻大战永久的砝码和牺牲品。

一天,张爱玲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要出国留学。此举一下子戳到了张廷重的痛点。他一直以为前妻抛弃这个家就是留洋学坏了,如今女儿又学样来揭他伤疤,这还得了!

孙用蕃很清楚,留学定是黄素琼的主意,费钱不说,明着是女人之间的“权力大战”,忍不住当场斥责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

埋在两人心里的雷终于炸开,张爱玲与父亲后母的关系加剧恶化。感情的天平上,张廷重选择了和他志趣相投的妻子孙用蕃,抛弃了和黄素琼越来越像的女儿张爱玲。后来就有了有名的“一记耳光”事件。一记耳光后,张爱玲被父亲禁闭在家中。她这样写道:“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

   一个叫何干的女佣心疼张爱玲,打电话给黄定柱。他接到电话后,赶忙跑到对面告诉了张茂渊。于是第二天,张茂渊和黄定柱一起替黄素琼出面,找张廷重替张爱玲求情,结果被张廷重一顿大骂。孙用蕃见状,在旁开始煽风点火。最后竟从推推搡搡发展到兄妹扭打,张茂渊的眼镜被打破了,脸上直流血。
      这场闹剧最终以17岁的张爱玲逃离老家,投奔生母和姑姑住的开纳公寓而告终。此时,张茂渊和黄素琼早就卖了车子,辞了佣人,开始自己做家务了。她们请了一个男仆,每周来两三次,负责采购家用食品物品。平日里,她俩开始教张爱玲做家务,坐公交车,省钱,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
     张爱玲住过来后不久,张子静也来找母亲了。他带了一双球鞋,用报纸包着,做好了当日不回家的打算。黄素琼冷静地说:“我的经济能力只够抚养一个人,你还是回去吧”。于是,张子静哭了。张爱玲在一边听了也哭了。只有黄素琼没有哭,她的泪从来只为自己流,更何况张子静和张廷重是一伙的,都是“张家的可恨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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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曾想到,在张廷重和孙用蕃看来,长相酷似生母的张子静也是个横竖看不惯的多余的人,他的好看就叫他们嫉恨黄素琼(很多外国童话都是这个套路)。

 就黄素琼仅有的认知看,肯把钱拿出来给张爱玲念书用,已经很不错了。客观上讲,黄素琼有她自己的不幸。然而她离弃自己的孩子不觉懊悔,反而在女儿长大后抱怨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有一次甚至脱口而出:“我后悔以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黄素琼惯于说狠话的极端敌对的心态,也是造成她婚姻不幸的一个根源。

   母亲与母亲,竟是这般不同!经济条件是不同,嫁的丈夫也是不同,可自私和无私的区别更不同。张爱玲仅存的一丝希望也渐渐破灭了。此后,张爱玲再写开纳公寓的时候,调子变了。她写道:“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那些琐碎的难受,一点一点毁了我的爱……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在《小团圆》里,张爱玲甚至设定了母亲按离婚协议要把女儿送回前夫家的冷酷剧情。她何曾想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第二个黄素琼——自私、冷漠、不近人情。

没有不舍的诀别,只有不去的葬礼

  张廷重和黄素琼彻底完了,离婚后两人未曾见过一面。然而,张爱玲毕竟是他们的骨血,逃离后还欠一场诀别。讽刺的是,张爱玲此生与父母所作的诀别完全无关寻常人家的骨肉分离的不舍情状,而是十分现实而冰冷的。

  黄素琼的本意是让张爱玲出国。不过因为时局问题,张爱玲最终的去向是香港。张爱玲走的那天,根本没有意识到此生将不复与母亲相见。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在香港大学就读期间,黄素琼是张爱玲唯一思念的亲人,她将历史老师奖励她的800港元寄给母亲,以证明自己可以减轻她的经济负担了,不再是个无用之人。然而,黄素琼丝毫不把这800港元放在心上,随随便便就在牌桌上输掉了。

    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时知道母亲又出国了,早已冷掉的心算是彻底凉透了。黄素琼前次回国时带回一个英俊的外国男友,他们1939年就一起去了新加坡生活。两年后,新加坡沦陷,男友死于炮火。黄素琼一度和亲人失联,据说只身去了印度,后来好像还做了尼赫鲁姐姐的秘书。
    在人生的拐角,黄素琼其实和张廷重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她心里,男友比女儿的分量更重。也只有这样,她和张廷重才算是打了个平手,谁也没有赢谁,谁也没有为女儿多付出一份心血。在中国,这样自私又决绝的父母实属罕见。但也是他们,成就了张爱玲独立遗世的悲情气质。另一个牺牲品张子静的人生也很惨淡,终身贫穷未娶,张廷重和孙用蕃是不会替他做打算的,他成年后走向的是另一个极端——懦弱无能。
     现在家里只剩姑姑一个人陪伴她了。因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没有完全毕业,所以她想在上海重新读个学位出来。当时,张茂渊在大光明电影院当翻译。她这点工资是供不了大学学费的。张爱玲把想法告诉姑姑后。张茂渊回答道,你父母的离婚协议上议定你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你在港大三年他都没出过一分钱,这次该他负责了。

  张爱玲去找弟弟,说很犹豫这样放低尊严回去开口要钱。张子静劝她以文凭为重,回家后单独找父亲说了这事。事说成了。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此后,张爱玲进入了圣约翰大学,靠写作在上海迅速走红,然后遇见胡兰成,结一个要离的婚,最后出国。折腾了一番,她最终还是走了母亲走过的路。

  1946年,黄素琼写信给张茂渊说自己要回国一次。张爱玲姐弟和姑姑一起去码头接她。黄素琼戴着墨镜,很憔悴。张茂渊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张爱玲眼眶红了。两年后,黄素琼最后一次出国。此生再也没有回来。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同年(1948年),张廷重和孙用蕃卖掉了他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处房产。一年后,张家搬去了江苏路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五年后,张廷重因肺病病故。张子静打电话告知张爱玲后,她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1950年代末,黄素琼在英国病逝。张爱玲也没有去奔丧。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一个连父母的葬礼都不愿去参加的女儿,世人看到的通常是“不孝”。然而,却没有人去责怪张廷重和黄素琼的“不慈”。不幸的婚姻往往是一个魔咒,毁了张廷重和黄素琼不够,亦毁了张爱玲和张子静。幸而张爱玲那苍凉的文字长存了下来,女作家以自身的悲,博得了世人的赞。

问题少女张爱玲,原生家庭之悲剧
黄素琼最喜欢女儿这张低眉顺眼的照片,其实张爱玲和她一样倔强。

     那些一生平凡的人们,总是会自以为是地哀叹,有才情的女子通常不怎么幸福,好像自己过得就很幸福似的。他们这句话是说给张爱玲听的,也是说给黄素琼听的。然而,这对自我过于强大的母女根本不会理会他人的评论,她们至死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兰成(廷重)不能以她们期待的方式去爱她们”。所幸,张爱玲没有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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