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之训:成也读书少,败也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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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袁大总统搬到了中南海居住。

这位从清国重臣“华丽转身”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能人,虽然把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把北京的老恭亲王府设为总统府,但最属意的地方,还是清帝居住的地方。于是,中南海就成了中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官邸。

此时的中南海书房,虽然“人非“,但是“物是”。皇帝走了,皇帝的很多家什物件还在。皇家书架上,多是给天子定制的“精神食粮”,除了《四书五经》,便大多是《资治通鉴》一类治世古书。对于这些文言文书籍,不知袁世凯是否读得懂。但可以肯定的是,像孙中山那样,从小读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书籍,诸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富兰克林的《自传》、拜伦的《诗选》等等,可能他听都没听说过,遑论去看,有兴趣读了。

关于袁世凯的传记车载斗量,”大盗论″”伟人论”不厌其详,但唯独对他“读书不多”这一点均不讳言。史料显示了袁世凯的“读书教育经历”。总得来说,就一个字:少。

我们知道,袁世凯出生在河南一个大户人家,他的叔叔大爷不是做官、就是土豪。生于这样的家庭,他的读书条件相当不错。但小时候的袁世凯,可能正是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却不怎么用功读书。史料称,小时候的袁世凯,只爱读一种书:兵书。他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与其说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不如说彰显了他对武力的迷恋。他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一个迷恋武力的人,在读书写作方面,自然有些不屑,所以袁世凯到了青少年时期,在文化课方面仍无长进,15岁还在“游手好闲”。在以科考为当官正途的清代,他这等于不学无术,不太被家族看好,很难光宗耀祖,于是他的叔叔很着急,命其赴自己的北京家中“读书上进”。

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袁世凯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也就是说,他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仅仅四年、相当于“高小水平”。这四年科班对他起到什么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读书累到吐血。

但是,这四年功夫比起人家十年寒窗苦,实在是皮毛而已。所以,青年袁世凯连续四年两次参加科考,均名落孙山,别说状元进士,一个举人的功名都没考上。这或许再次验明了他的“正身”:这辈子不可能成一个文人士大夫了。

古代科举考场是一个成就人走上黄金大道的地方,也是一个能把人逼到野路的地方。不少学子因为考不上而另辟蹊径。譬如袁世凯的前辈洪秀全,因为屡试不第,走上了造反之路。而袁世凯也是这样,他要另辟蹊径,不过他的胆子没有洪秀全那么大,他没敢造反,而是选择了参军。在最后一次乡试落榜后,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文路不通,读书读得头昏脑涨的他,决心走“武进仕”之路了。

此后,他便在外闯荡、时刻准备入伍。为了自勉,他还写了一首《感事》诗:“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首诗除了气势堪与黄巢宋江可有一笔,其文才底蕴实在不敢恭维,如果据此评价,袁世凯的文字水平应属中下之才。这样的文才,在书生群中当然不显眼,但到了文盲居多的兵营里,却是凤毛麟角了。

后来,袁世凯不仅实现了参军的愿望,而且还在军旅生涯中发了迹。关于他在军中发迹的原因,其实也跟读书没多大关系。甚至,正是因为没有书呆子气,成就了他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此人除了读书不行,其他样样在行。比如在钱财的使用,人情练达方面的情商,无人能及。

清末民初学者胡思敬曾书《大盗窃国记》,书中道出了袁世凯的一个发迹手段:“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换成好词,这叫“仗义疏财、挥金如土”。这里所说的“视黄金直如土块”不是指他自己乱花钱,而是他的钱大多到了别人口袋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部属、下人。送长辈,送亲友,送同事,真金白银,绝对舍得。

史料记载,做了武官大员后的袁世凯,有一次与同僚张之洞闲谈,张问袁世凯做官统兵之道,袁世凯说:

“很简单,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这段话道出了袁世凯的发迹之道:精明干练、深谙世情,将“钱与刀”这两物件运用得如火纯青。同时也说明,他没有什么政治信念,只是一个实用至上的野路官僚,极其“识时务”。

熟悉历史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袁世凯是靠什么得到清廷格外信任器重的。

那是在1898年夏,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汉民族精英,组成维新派,推动清帝光绪进行戊戌变法,但是遭到以慈禧、荣禄为首的满清保守派反对,康有为、谭嗣同想借助同族军人采取军事行动“勤王变法”,诛杀荣禄、抓捕慈禧。他们想到了小站练兵、手握新军兵权的汉人袁世凯。因为这位袁将军,曾向光绪皇帝和维新党郑重承诺过:愿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于是,谭嗣同连夜找到“好友”袁世凯,向袁袒露心迹。

袁世凯信誓旦旦,表示“万死不辞”“诛荣禄乃杀一狗耳”。

谭嗣同充满希望地离开,袁世凯连夜跑到荣禄府邸告密,出卖了维新派。

随后,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戊戌变法失败。

在谈到袁世凯的这段不光彩历史时,总有人为袁辩解,说那是形势使然,慈禧那伙保守势力太强。但袁世凯如果感到保守势力难以战胜,不愿以卵击石,那么为什么不坦言相告、当面拒绝谭嗣同的兵变要求,而是阳奉阴违,反戈一击呢?

这恐怕就是他的品性问题,实用主义,权力至上,永远跟着风头走,哪边风硬,就倒向哪一边,为了权力和利益最大化,朋友和义气都是可以出卖的。

拥有这种品性的袁世凯,显然没有被”本本主义”所累,书读少反成了优势,但却难道是一个好人。 

袁世凯不是好人。那么是不是一个新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功成名就”后的表现。

靠着最强的军事实力、做了大总统后的袁世凯,没有时间读书,却很喜欢读报。他最喜欢读的,是《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20世纪初日本人在北京创办发行的中文日报,创刊于1901年,原名《燕京时报》。之所以后改名《顺天时报》,一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别名为“顺天府”,二是取“顺应天时”之意。此报因是日本人主办,携“治外法权”之便,不受中国政府新闻管制,所以什么都敢报,言论大胆无忌,且消息来源比较靠谱,报道角度较为客观公正,导向顺应潮流,因而虽有“日本特务机关报”之嫌,但还是在当时北京影响很大,中国朝野人物必读。

清末《顺天时报》就已经取得“京城第一大报”地位,民国以后,《顺天时报》彰显人心所向之潮流,销路进一步攀升,社会影响越发巨大,甚至连袁世凯本人日常阅读的唯一一份报纸也成了《顺天时报》。但是,袁世凯读的《顺天时报》,起初与坊间并无二至,后来则是完全不同于坊间的“特供版”。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杰作”,是他专为父亲制作的一张假报纸。这个大儿为什么要做假报呢?因为他想让父亲不做总统做皇帝,而正版的《顺天时报》对帝制是持反对立场的。于是,为了坚定父亲称帝立储的信心,袁克定就耗费巨资造了一份天天为帝制唱赞歌的特供版“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

后来有人据此认为,是这个大儿子把父亲坑了,用一张假的精神食粮,把袁世凯送上了称帝之不归路。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依我审视,袁克定做假报,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迎合。迎合巅峰时期的父亲的癫疯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袁世凯的人生巅峰,出现在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时,国内威望一度鼎沸,不少人对袁冠以“雄豪之主”“历史伟人”推崇备至。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当时的一些国外旁观者眼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20世纪初,日本有一位著名的“中国通”学者,他就是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他对古代中国大加褒扬,而对近现代中国却多予微词。内藤湖南推出研究成果时,正是中国清末民初期。袁世凯无疑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大主角,但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高。1914年,袁大总统如日中天时,内藤湖南发表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文章《支那论》,对袁世凯给予恶评。清朝倒台了,民国成立了,内藤湖南却依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他认为孙中山这些革命者走了,袁世凯那些政客上来了,中国“进入了最适合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跳梁的时期”。

内藤湖南以“跳梁之辈”形容袁世凯,也许过于贬低了中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但是,如果客观评述袁世凯的精神底色,显然,这位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新人,而依然是旧人。                 

  何以见得?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在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掌握最高政权时,袁世凯53岁。正是男人应当大有作为的英年,但他却一门心思“寻找旧时光”,最大的愿望是不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对爷爷的复辟举动颇为不解,一次在与家人聚会时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大师章太炎一言点到袁世凯的心里蛔虫:“元首不及世”。

说白了,他就是想永远不失去最高权力。不仅自己要权力终身制,而且后代子孙还可要世袭最高权力。这种思想,就是皇帝思想。要达到这一点,当然还是走老路:恢复帝制。这就是他的本色:封建。

袁世凯的总统府邸,没有什么现代思想书籍,即便是古书,他的阅读兴趣也十分有限。所以读书少、现代思想几无的这个大总统,封建思想非常严重。这一点从的他生活起居、家庭生活方式即可管窥一斑:完全是帝王式的。

史料称,自1913年初袁世凯搬到中南海居住始就很少走出府邸,就连公务也大都在家里办理。这是典型的中国帝王式的生活作风。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们很少出宫,借以显示天子的神秘与高贵。这个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府邸,早已等同古代帝王的紫禁城,是属于他自己的王宫。这里,他在前宫办公,后宫还住着他十个妃子“一妻九妾”,以及32个“皇子公主”,袁世凯一共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这么多的老婆和孩子,都要围着一个人转,讨袁世凯的欢心。所有人,都要唯他独尊,这种待遇,不是帝王又是什么?

除了封建,袁世凯还有一个本色,那就是迷信。我们现在之所以把“封建迷信”视为一个词组,就是因为它们一脉相承。封建者大多迷信,袁世凯亦如是。

袁世凯的迷信到了什么程度?

有这样一段记录,说的是袁世凯“祖坟冒青烟”的故事:

作为“风水宝地”,袁世凯老家祖坟一直有专人把守。一天,看坟人突然到袁府报告,说袁家的祖坟上长出了一根紫藤,有一丈多长,蜿蜒盘绕形似一条飞舞的巨龙。看坟人郑重其事第说,这是个吉兆,象征着袁家会出来一个真命天子,而这个真命天子就是袁世凯无疑。袁世凯听后,龙颜大喜,重赏了这个老家看坟人。而他的那群妻妾和孩子们,同样欢天喜地,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很快也会成为皇后、贵妃、王子、公主了。

可见,袁世凯的封建迷信思想响了整个家族。所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摸准了父亲的脉,才做了制假报等一系列举动,投其所好,助阵称帝。

作为“准太子”,袁克定不仅继承了老子的封建迷信思想,而且还学到了老子的“诈”。“不经制造,安有民意”,这是袁世凯最得意的一句名言,老子这样说,不是明显教儿子学会造假“制作民意”吗?儿子造假报纸,为帝制唱赞歌,难道不正是顺了老子的意,承了老子衣钵,得到了老子的真传么?

袁世凯称帝败后曾责骂袁克定“欺父误国”,还骂手下杨度等御用文人“误我”,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找替罪羊罢了。实际上,即便没有袁克定杨度等人的鼓动,袁世凯依旧会称帝,因为没读过现代思想书籍、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的他,已经深埋当皇帝的种子。那才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而什么民主、宪政、共和、中国的华盛顿,对他来说,根本不感兴趣、不是他的志趣所在。袁世凯一生一本像样的宪政思想书籍都没看过,也没出过国,身为民国总统,他连共和是啥意思都不明白,弄不明白立宪是啥劳什子,他就知道一生拼命做官,捞取最高权力,什么官政宪政,都是他攫取最高权力的手段。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

这是晚清大佬载沣,借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对酒》诗句,对昔日同僚袁世凯的讥讽,耻笑他对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意,竟也不懂。老袁这个干练的家伙,实在是能力超群,知识有限;实践太多,理论不行;徒有经验,没有思想。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很快来到人生终点。弥留之际,他对幕僚如是吐露心声:“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果真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这句话不仅善,而且真,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了。我这里不妨总结得再精炼些:因为读书少,他没有书生般的懦弱和呆板,所以做事接地气而善变。当然,也因为读书少,尤其是现代书籍阅读的空白,他没有新思想,不懂世界大势,以“老花眼”观世界,终致“政治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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