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80年代苏联国运不昌 3年内死3位最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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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景贤,原题:邓小平与对苏“葬礼外交”节选

年过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肾功能已接近于严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这顶“沉重的帽子”(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语),是出于无奈,并非“领袖欲”使然。在老一点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帅才稀缺,即使有个把,也无意挑起“党魁”这副重担。而“克里姆林宫新星”戈尔巴乔夫此时才51岁,尚显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经几年了,一直主管农业,未见有大的建树,一下子还难以压得住一个大党、大国的阵脚。

在苏联广大老百姓当中,大多数人对安德罗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别是盼望这位长期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新领导人,能用“铁腕”来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联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万里副总理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苏方给他以高规格的接待。苏共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在集体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与万里副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接任总书记一职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举行了正式会见。这是中国领导人事隔20年后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当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在两次会见中,双方在坦率、求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说到对苏联的“葬礼外交”,我还想起一件让我思想开窍的往事。从1982年10月起,我们谈判班子的几个人,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政治磋商。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时间。对这种徒劳无功的“马拉松式”谈判,我们常常流露出不耐烦情绪。钱副外长得知后总是想方设法开导我们。其中有一条理由,我觉得讲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三次派领导人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曾有过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总理语)。正是它撬开了中美关系的“紧闭之门”。小平同志1982年11月发动的对苏“葬礼外交”,标志着中苏关系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的转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三年半之后,终于下决心解决“三大障碍”问题。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这一转折成为势不可当的“浩浩大潮”。苏联解体以后,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造福于两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