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河南百姓痛恨汤恩伯军队,怎么还有老大娘愿意带路打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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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夏,河南遭遇了大旱灾,有些地方的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晚秋即使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比较积极地参与了救灾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构筑国防工事,叶县附近的宗教场所遭到强拆,所得的砖瓦、木料悉数用来兴建“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以便招揽沦陷区流亡的青年学生。

维护民间信仰和乡村秩序的庙宇、祠堂接连被毁,老百姓一片怨声载道:“汤屠夫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拔掉!”遇上灾年,农民祈祷龙王保佑风调雨顺的愿望,势必远远超过汤恩伯的政治热情。加上战区所属的各种游击武装时有扰民现象,不少部队用抓壮丁的办法来解决缺员,进一步引起了河南民众的不安。

1944年11月,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政委王首道在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汤,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陈宝琦觉得也不尽然。1942年夏天,陈历尽艰难,泗渡黄河进入第31集团军辖区,先是充当党部干事,后又返回东北招收爱国青年,他说:“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

1944年5月,洛阳龙门失守,第85军第110师奉命进入嵩县境内与敌展开周旋。嵩县地方武装热情地为正规军供给食物,侦察敌情,派遣向导,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在一次战斗后坚持要给部队领路,她说:“你们拼命打鬼子,是精忠报国,我读过《岳飞传》,能为你们带路,真是无上光荣。”听了老大娘的话,在场的官兵都很感动,副官主任范光祖激动地叩头致敬。

近年还有一种说法,河南流传的四大祸害实际是指“水、旱、蝗、蹚”,后来被编排置换成了“水、旱、蝗、汤”。肖舟先生在《历史上被掩秘的“1942”》(刊于《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三辑)一文中这样解释:“在鲁山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作‘蹚将’。”

2015年,河南省政协文史委、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省档案局、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联合编纂出版了全面反映河南抗战的多卷本史料《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其中第五卷主要收入反映河南抗战的各种地方史志,实事求是记载了汤恩伯军事集团的抗日战斗。

第85军第23师防守密县,经过五天五夜的血战,全师过半数官兵壮烈牺牲。据《密县志第10篇军事》,当时的中共《新华日报》报道说:“我官兵,都抱杀敌决心,英勇奋战,在战场(密县城)东约十公里到二十公里地带与敌搏斗,寸土必争,敌遗尸遍野,我方也伤亡甚多。”

防守许昌城的新编第29师前身虽是杂牌部队,但是经过整训之后,连以上军官多已替换为军校生,第85团1营1连连长张访朋毕业于黄埔第16期,他说:“统帅部叫我们死守待援,不能撤退,没有命令不能撤退,你撤退就枪毙你,某些人侮辱我们一触即溃,没有这回事,我们军队,我们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嘛。”5月1日,许昌失守,副师长黄永淮被俘不屈壮烈牺牲。师长吕公良在突围途中身负重伤,附近老百姓将其抬至家中,终因缺医少药不治而亡。

第94师是陈诚“土木系”第14师扩编出来的中央军,配属第15军守卫洛阳,期限为十五日,结果从5月4日奋战到24日夜,全师8000多官兵幸存者仅300多人。《洛阳市志第19篇军事志》称洛阳保卫战的残酷程度,“在中日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诚然,豫中会战是一次不可讳言的败仗,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后来总结失败原因,认为“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汤恩伯“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举发”,“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不过话又说回来,凡是英勇抗敌的官兵,无论中央军或者杂牌军,今日都应得到后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