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莱莫立洛教堂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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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夏天,在父亲的主持下,我和于晴晴小姐在西班牙马拉加省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天主教仪式的婚礼。

我在走进托立莫立罗教堂前我已经离婚了,对于离婚的原因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没有被女人抛弃的男人,女人抛弃的是不是男人的男人;世界上没有被男人抛弃的女人,男人抛弃的是不是女人的女人。 既然我作为不是男人的男人被抛弃,我只好告别我历经八年开创的事业—-张家花园,离开马德里只身到马拉加投奔我的父亲。

说是只身是不对的,应该说我到马拉加去和于晴晴汇合。如果我和原配夫人是存储在同一水桶中的水,那末于晴晴则是被中国那场风波,刮入水桶的一支球,而该球又是在外力的挤压下,替换了外溢水的位置,球和水是没有过失的。事实上,在我们婚姻的水桶里,还挤进了另一只球,这只球便是我的张家花园饭店雇佣的配菜师傅。这个师傅是上海籍人士,由于没有居留,表现得十分殷勤,深得老板娘的欢心。在我处于非常状态下,这只球也挤进了水桶,替换了我这部分外溢水的位置。尽管包括大使馆在内的朋友们努力,我的婚姻还是无可挽救的崩溃了。

然而无论是何原因,我和于晴晴先后投奔了在马拉加省定居的父亲张慕飞。那时带着军人的气质和外交官的风采的父亲,退休后居然在马拉加的黄金海岸,开了一家蒙古烤肉店。马拉加省以其密集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而闻名世界。然而它的魅力远非于此,它有朝气蓬勃、是文化韵味日渐浓厚的首府城市,最近新建的毕加索博物馆使这座首府五彩熠熠。在内地区旧城镇,龙达渗透出浓浓的历史韵味,烂漫的乡野山村点缀着风景美如画均白色村庄;马拉加的东部有绚丽多彩的海岸线, 分布着险峻的悬崖,深幽的峡谷和秀丽的海湾。

当我到达马拉加省贝拉马德拉镇后,在一个风光秀丽月牙形的海湾找到了蒙古烤肉店。我看见父亲穿一身西装围着一个大围裙,头上带着一顶半尺高的白色厨师帽,站在直径约一公尺半的不绣钢烤盘前。他一支手握一只两尺长的类似筷子似的木棍,翻动着烤盘上切成细丝的牛肉和各式蔬菜。看着半熟的菜肴,在钢盘上丝毫不听从他的指挥,很难想象他当年怎么能指挥一个完整的装甲骑兵团,而最终他的职务由我来接替了,我成为了他的厨师。

而继母秀江,却充当了接待客人跑堂,但多年的高级将领及外交官夫人所养成的习惯,使她即便是殷勤地招待客人时,却也掩盖不住她那居高临下训导于人的气势,自然她的职务最终被于晴晴所接替。

父亲在得知我婚变的遭遇后,曾在电话中安慰我说:“你和晴晴结婚时,要给你办个世界上最隆重的婚典。”

婚礼,对我是毫无概念的。世界上最隆重的婚典,更泼我一头雾水。因为我的婚礼记忆,是停留在1968年12月,中国辽宁绥中县城关镇一所破烂的平房里。参加婚礼的是两个被阶级社会入另册的低等贱民,孤独的母亲与孤独的岳母,这两个具有黑色出身记录的女人,在她们黑色的社会生活中,用两盘葵瓜子和花生米,在铺着芦苇席的土炕上为我庆贺了婚礼。我们的结婚是非常荒诞而仓促。对方王小姐的家庭,在绥中县也算得上是个望族。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本人也是县高中的一朵校花。读书时学习名列前茅,但因出身地主所以无缘高校,高中毕业后即失业在家。1967年冬天我北上探母借居王家,因当时大学生的确太少,获得其母钟爱,我们便成为男女朋友,相处倒也愉快。一月后我应学校召唤回校参加毕业分配,因当时正值文革高峰天下大乱,全国用人单位基本瘫痪,原来的国家大学生分配方案无法兑现,所以毕业分配变成了毕业发配。我一个经济学学生,直接发配到河南新蔡县农用电厂去当上了锅炉工。到电厂报道没几天,就接到准岳母急电,说是现在(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号召,‘我们都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除了应届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都必须到农村去外,所有城镇无业未婚青年,也都必须把户口迁到农村去。我的女朋友自然被列入首批下乡的名单里。岳母希望我赶快去绥中结婚,不然会后悔莫及的。于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一个伟大运动,使我们毫无思想,物质的准备,举行了简陋的婚礼,匆匆带着新婚夫人向关内奔去,先在一个羊圈改成茅屋里落脚并有了女儿,后来又在破庙里安下家生下了儿子。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因家父的历史问题,再次被流放到极其偏僻的农村后,夫人只好带着一儿一女回绥中投靠娘家取去了。论说这种经历了苦难的婚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但我们的婚姻,最终在我们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过程中,在莫名其妙的罪名搏击下,居然轰然崩坍了。(见旅欧四十年【十六】改变我命运的七天)

自然我把我第一次婚礼的简陋讲述给了父亲听,父亲说:“你和晴晴结婚时,要给你办个世界上最隆重的婚典。”在1990年春夏之际,父亲主持下我和于晴晴女士,在马拉加托立莫立罗天主教堂举行了的婚礼。

这次是天主教徒的父亲主持我们的婚礼,而是他认为的世界上最隆重的婚典。在虔诚教徒的眼里,在教堂里结婚就是最隆重地婚礼了。

马拉加托立莫立罗是一个小镇,小镇依山靠水是旅游胜地,富裕美丽游人如织。教堂规模不大,但精致华丽。她除了供当地居民使用,也是游客们宗教活动的场所。当我们在证婚人及教父教母陪同下步入大厅时,主持神父却慌忙从台上走下来,同我的教父马拉加市长拉叶达罗和于晴晴的教父马尔科斯伯爵握手,并悄悄问我您的父亲给您安排这样的教父母,是否含有政治意图。

从我接受社会教育的历史看,我绝对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的先辈倒是有史记录他们的天主教背景。湖北襄樊中共党史曾记载共产党人黄子萍的事迹,说她被军阀当局投进监狱后受尽折磨,后经老河口知名人士张敬宇、裴漱玉夫妇,通过天主教会营救出狱。1949年家住成都马道街,临街的平安桥街的天主教堂,的确是我的曾祖母们的常去之地。不过很快便传出消息,说这个教堂是美蒋特务窝,查出很多被教会害死的中国孩子,还有电台什么的。我也好奇地和小朋友一起去看热闹,虽说没看到死孩子们,倒是看到牧师们灰头灰脸地被押解离开,我们则在后边起反教会的歌:“黑玛磊滚出去,逢道元滚出去,你们是魔鬼身上披羊皮……”

父亲是希望我接受天主的。他告诉我小时候他也在老河口,参加过打教堂的活动。虽然说他去西班牙时,是中国的枢机主教于斌介绍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向神父下跪,完全是他看到弗朗哥大元帅,跪在大主教脚下后的震撼所致,从此他把生命献给了天主。

教堂的婚礼按照程序有条不紊的结束,参加婚礼庆贺的人员一起吃了大餐。我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才女于晴晴结合为法定的夫妻。而我又多了个洋亲戚,一个当市长的教父。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安排这种身份的教父母给我们,是否有政治目的。我知道的是不久市长便推荐我去巴塞罗纳发展,接待我们的是他在巴塞罗纳金融界供职的侄儿,艾立格先生。

婚礼后不久,西班牙外籍军团庆祝成立六十周年活动,父亲应邀请参加该庆典,并破例带着新婚的我们随同。

庆典活动在外籍兵籍军团隆达基地举行。隆达有西班牙最古老的斗牛场,有200多年的历史,也是斗牛士们朝圣的地方,西班牙现今的斗牛方式就是在这座斗牛场诞生的。西班牙斗牛史上名气显赫的斗牛士,如Pedro Romero 、 Antonio Ordonez等,都曾在此与蛮牛进行生死博斗。两百多年来这座斗牛场磨练出无数英雄,所有的点滴事迹全收藏在场内附设的博物馆中。在过去斗牛属于贵族专有的活动,参与活动的贵族是骑着马进行斗牛,直到有位贵族技艺不精,为蛮牛冲撞得人仰马翻,在这命在旦夕的霎那,一个平民冲进了场中挥帽引走了蛮牛,他这一举动不仅为贵族解了围,也为隆达斗牛场开启了斗牛士下马斗牛的新时代。

在小城隆达的斗牛节日里,外国游客才会看到想象中的西班牙:正午隆达城里满眼都是地中海的蓝天与阳光,满街都是身穿民族衣裳的女子,小女孩踢踢踏踏地当街跳起弗拉门戈舞。每当斗牛士的马队经过,便会引来无数的口哨与飞吻。

外籍军团庆祝成立六十周年活动检阅的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检阅的广场有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参与检阅的有军团的创始人,西班牙兵种与地区的司令员,以及国防部的官员和应邀出席的贵宾,我跟在父亲身后也居然混进了检阅台。

据说早期的西班牙外籍军团,和所有殖民主义宗主国一样,士兵都是由外籍人士组成。其基本任务是担任境外作战和保护殖民主义宗主国在境外的利益。

士兵有的是征招的外籍雇佣兵,有的是寻求政治庇护的外国公民,甚至有犯有前科的杀人犯和形形色色的亡命徒。但是这些具有不同经历的人,一通过魔鬼般的军事训练后,多数便变成真正的士兵,具有强捍的战斗力。

当着头戴船形军帽,帽边坠吊着红丝带的外籍军团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切为了祖国的口号通过检阅台时,检阅台上的军官们都举手回礼,而我这个从未戴过军帽的中国人也慌乱地把手举在了眉头。

被检阅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通过检阅台,但在响亮的军号声和激励人心的军鼓声里,队伍还不停地变换着行进方式,最新奇的是我们看到有一排军人跳跃着行进,其身姿优美可比舞台上的舞蹈演员。这次活动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气势磅礴的阅兵阵容,也不是跳跃前进的方块队形,而是在检阅活动结束后,将军们和士兵们的亲和。我看到将军们端一杯啤酒一边用牙签挑着橄榄果送进嘴里嚼着,一边和同样端着啤酒的士兵们随意谈笑着,这情景使我暗暗的在心里,把海峡两岸的中国将军们在士兵面前的威严作了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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