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劝无效:胡适与汪精卫的分岐与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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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汪精卫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为声名显赫大学者,一为臭名昭著大汉奸。然俩人均为民国时“文治”政界与学界的领袖人物,私交甚厚,曾是一对惺惺相惜的英杰,一对推心置腹的挚友。胡托汪办过许多公私事务,包括请汪出面释放陈独秀。汪也邀胡出面请医生为孙中山治病。尤其是共同的“文治”政治理想使俩人建立起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在对日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分歧而使他们走上了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

相识

胡适与汪精卫初次见面是在1923年。当时,俩人都是叱咤风云的社会名人,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巨匠而声播天下,一个是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家而名噪一时。这年,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正在上海的汪精卫通过任鸿隽(字叔永)表示想见见胡适。9月28日,汪精卫与胡适、徐志摩一行人相约前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游玩。俩人都是英姿勃发、才华横溢,因此一见如故。汪精卫貌美,胡适当时有“我见犹怜”的话。徐志摩在日记里更是风趣地记录当时情景:“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10月7日,胡适在上海收到汪写给他的信,其间讨论诗体的问题。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这一年,胡适与孙中山因陈炯明事件而在政治上交恶,遭到国民党的攻讦。此时,汪精卫正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这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并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进入国民党权力的顶峰。这期间,他主动与胡适联系,努力弥合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1925年汪精卫陪孙中山北上途中,还与胡适保持密切联系,双方频繁通信,交流对时局和政治问题的种种看法。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汪精卫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请中医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信中说“侍疾者均惶恐万状,莫不以挽救孙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孙先生对胡甚好,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胡适虽对孙中山心存芥蒂,但经汪精卫热心劝说,他不但请出了陆仲安去给孙中山治病,而且还亲自去看望了孙中山。可见,二人的私人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1926年7月,胡适因交涉中英庚款事宜出访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直到次年5月回国。在出国前夕,胡适就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代表团赴广东、香港等地游历之事,与汪精卫进行过联系与商讨。大致在此期间,汪精卫也外出到法国等,直到1927年6月回国。回国后,胡适在《新月》上发表大量关于人权与约法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围攻。汪精卫则在联络粤桂军阀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进行权力斗争。最终,俩人都被蒋介石打得惨败。此后的6年间,俩人忙于各自的现实政治生活而较少联系。

汪精卫1932年1月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掌权后,很有政治抱负,鉴于中国军阀强权,武人政府,他希望建立一个以“文治”为主的“文人政府”。面对军阀割据,汪提出“以均权来求共治”“以建设来求统一”和“扶植民主政治来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据局面”。建立文治势力与武治势力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也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对此,胡适很快给予支持,在《独立评论》上撰文称赞汪的方案“是值得认真的考虑与试行的”。胡的赞扬在学界和政界影响都很大。此后,胡汪书信不断,相商机要,共论国是,开启俩人的政治蜜月期。

当时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处理中日关系是首要问题。汪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对日政策,希望能从抵抗中获取对日和谈的有利条件。不过,在汪看来,无论是抵抗还是交涉,都是为了达到“鸣钲求救”的目的,即获得进行和谈的国际援助。然而,由于兵权不在汪手里,抵抗无从谈起。交涉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

8月6日,汪精卫发表通电,以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且向中央索要巨款为由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并要求张学良辞职。胡适为此致函张学良,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汪精卫与张学良》一文,支持汪精卫的电令,要求张学良下野。同时,责备汪精卫的辞职有失政体,希望汪“早日打消辞意”。

1933年3月,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部长。3月31日,汪精卫亲自致信邀请胡适入阁出任教育部部长,信中说:“我想之至再至三,专诚求你答应我担任教育部长。明知此是不情之请,但你如果体念国难的严重,教育前途的关系重大,度亦不能不恻然有动于衷。”4月8日,胡适回信,对汪精卫“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时期,肯出来担负国家的重任”,表示“十分感动”。但是,胡适拒绝出任教育部部长,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汪精卫给胡适的回信中,坦陈“待决问题之未解决者甚多,尤其是当前待决的最大问题,即是对日问题”,并附上一封密电询问胡的意见:“如今出复某先生电一通,请先生阅看。这是密电,望先生为我保守秘密”。可见其对胡适的信任非同一般。

4月28日,汪精卫又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言辞恳切地说:“以先生之才学识望,应该爱惜此身,为中国将来时局收拾作一番打算。如此,目前在外,最为适宜。”“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次年11月20日,汪精卫再次通过唐有壬写信邀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对这两次邀请,胡适都婉然拒绝了。

1933年6月13日,胡适与王世杰一起去拜见汪精卫,谈论华北局势。胡适日记中写道:“精卫已是五十一岁的人了,距我们初见时(1923年)恰恰十年。他此时颇憔悴,不似从前丰满了。”在谈论华北停战问题时,胡适向汪精卫指出了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第一,华北停战“表明中国政治家还有一点政治勇气”。第二,华北停战“与上海协定都足以证明‘汪蒋合作’的政策是不错的。若没有一个文人的政府当正面的应付,蒋介石先生的苦难更大”。第三,于学忠提用得对。会见结束时,汪精卫说“日本形势似有小变动,其间似有和平势力渐渐抬头的可能”,希望胡适“特别注意”。第二天,他们继续会谈,汪精卫把一些重要文件拿给胡适阅览。

这次会谈奠定了胡适对汪精卫所抱有的两个希望:一是汪精卫应该切实担负起通过对日交涉解决中日问题的历史重任;二是汪精卫应该切实代表文人、文治势力与武人、武治势力相结合,铸造出一个文武和谐的、强固的政治格局。胡适一直认为:“中国政治要上轨道,必须走三步:第一,文治。第二,法治。第三,民治。”因此,他希望南京政府形成汪精卫的文治势力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蒋介石的武治势力主持军事委员会政治格局。由此看出,汪精卫在胡适的政治理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两天后,汪精卫致信胡适,称其外交态度由“鸣钲求救”转变为“默守待援”。早在1933年1月山海关沦陷时,日内瓦会议决议虽谴责日本却未制裁侵略,汪精卫从此不再对国际援助报有希望,并逐渐落入无限悲观之中。8月,汪以亲日的唐有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开始“在外交上致力于与日本妥协”。11月22日,他写信给胡适,悲观地认为,但凡中日开战,无论胜负如何,其结果中国要么提前沦为“炮灰”,要么徒增匪患。对此,胡适颇不以为然:“外交要顾到世界的局势,而不可限于一隅的形势;外交要顾到国家百年的大计,而不可限于一时的利害。”汪精卫担心中国连做比利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占领,四年后复国)的资格都没有。胡适则认为,我们要学比利时就不能不培养点儿信心。胡适的乐观态度和汪精卫的悲观论调使俩人逐步走向疏离。

相惜

1934年开始,汪精卫的“默守待援”又逐渐陷入“消极应付”。汪的政策更是遭到政界和学界许多人的非议,也使胡适逐渐对“文人主政”感到寒心,他批评汪“南京政治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前夜我对精卫老实说,武人之横行,皆是文人无气节所致。”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日问题的主张与胡适比较接近,方法是通过外交手段,避战求和,准备好了再打。胡适认为,“中国的外交路线必须顾到四条路线:一是日本,二是苏俄,三是美国,四是国联(代表西欧和英国)。最上策是全顾到这四线;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顾到四线中的三线。”因此,汪精卫及其助手唐有壬已经不是执行上述外交政策的最佳人选。他四次写长信苦劝老友退出外交部:“先生以政府领袖首当外交之冲,甚非所宜。而先生的助手(有壬兄)在五六月间为最有用,在今日则似不甚相宜。”

胡适依然想挽回汪精卫政府此时已非常明显的单边亲日倾向,汪及其助手唐有壬不擅于同苏、英、美等西方国家打交道,对胡适设想的“四线”外交毫无帮助。

面对社会各界的声讨,汪精卫感到委屈,他给胡适写信解释他的外交政策,还问到:“守二门(指华北)的人,还是守牢着老主意呢?还是准备做高仙芝,抑做哥舒翰呢?”

比较他俩的外交思路,俩人都主张对日和谈,但胡适重视美、苏、英等所谓“四线”外交路线,是个积极的乐天派;汪精卫多行对日敷衍政策,面对现实比较消极。尽管胡适的“四线”外交可能是一厢情愿,但汪精卫更有可能在“默守”之间误人、误事甚至误国。在汪看来,放弃默守,英勇出击,必然会酿成悲剧。更可悲的是,作为大国的政府首脑,竟将选择做英勇迎战以身殉国的高仙芝,还是兵败被俘屈膝投敌的哥舒翰看作一个问题,可见其“文人无肩膀”“无主心骨”。

1934年9月17日,国联大会,苏联加入,中国连任非常任理事的要求被否决。汪精卫政府的消极不作为,使胡适越来越难以忍受:“政府明知道今年日内瓦的大会有苏俄入盟和我国自身竞选理事的重大事件,而不命颜大使与顾公使早日回任,只派了几位在国外说话不够斤两的公使去敷衍国联大会,这是政府很大的失职。”而“汪先生除对日敷衍外,别无活动,此刻在欧美的外交完全停顿。这不是办法。外交决不能是单轨的。”

几天后,胡适写信给汪精卫:“今日的外交局势直是一事不做,闲中不布一子,万一又有大危急,与三年前王儒堂时代(指“九一八事变”)的局面有何分别?为国家前途设想,我终不愿避嫌不说话,我很盼望先生在思我的老话,与有壬兄同退出外交部,慎选一位能实行所谓‘同时顾到外交四条路线的继任者。’”

胡适的苦劝没有收到效果,汪精卫在对日妥协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35年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的外交三原则。随即,汪精卫在演讲中引用孙中山1924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强调中日合作。2月20日,汪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称:“读了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4月2日,汪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在谈及中日关系时,不惜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取悦日本,并称中日关系已趋好转。然而,汪精卫的示好并没有挡住日本侵略的步伐。《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建立,日本步步进逼,正在逐渐突破中国朝野接受国民政府与之和解的底限。

汪精卫的妥协外交遭到了抨击。6月19日的中政会上,蔡元培质问汪的对日政策,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大骂汪精卫卖国。社会上,民族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汪精卫等人威信扫地。11月1日,汪精卫遇刺受重伤。一个月后,唐有壬被暗杀身亡。

动荡的时局,更加激起了人们对汪精卫妥协外交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依然力挺汪精卫。他不仅专程看望遇刺的汪精卫,还公开发文说:“近两个月之中,汪精卫院长被枪伤于南京,唐有壬次长遭惨死于上海,他们的爱国心本是无可疑的,他们的为国事任劳任怨的精神也是将来史家一定原谅赞许的。”

在胡适看来,外交的不公开是汪唐遇刺的主因,也给中日外交政策的制定陡增后患。他多次在给汪的信中提到此事。他在《大公报》上撰文《我们要求外交公开》:“我们总疑心汪唐两先生所以不蒙一部分人的谅解,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两年外交的不公开,所以人民不知道究竟丧权辱国到了什么地步。交涉经过详情不公开,所以人民不能充分了解政府当局处境如何困难。”文章的最后,胡适告诫汪精卫:“一二个人担负不起的压力,当然只有整个国家来共同负担。外交不公开,就是当局者愿意单独担负屈辱的责任。”

抗战爆发后,胡适和汪精卫都想谋“最大的和平努力”,但双方的分歧越来越明显。胡适告诉汪精卫“和比战难百倍”。汪精卫于1937年8月4日写信给胡适,透露出俩人为谋求“最大的和平努力”曾经交换过意见,但因观点不同而发生过争执。

1938年初,胡适与汪精卫在重庆分别。此后,俩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胡适放弃了与日本谋求和平的幻想,发誓不从政的他,9月出任驻美大使,积极投入外交抗日的道路。而汪精卫则失去了抗战的勇气和对国际力量的信心,走向了投降主义。

汪精卫投敌后,胡适没有诋毁过汪精卫,甚至对汪的卖国行为也一直保持沉默。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他的死遭到人们的唾弃和责骂。在得知汪的死讯后,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他的心情,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他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胡适在11月18日写信给高宗武,说:“精卫之不惜牺牲一切,名誉生命都非所顾惜,而终于走上一条死路上去,……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恶名’恐难洗刷。一个很可爱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负‘恶名’而死,真可惋惜!”

从胡适的话里,不难看出,他对汪持有同情态度,甚至间接接受了汪精卫自我辩解的他投敌是一种以身饲虎的牺牲。也许,这多少有些宽容多于理智,但这也正是胡适为人的一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