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为个人私利,暗中挑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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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曼昭”的《南社诗话》(收录于《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经青年学者宋希於与笔者接力研究,证实为汪精卫所作(参宋希於《“曼昭”是谁?》,陈晓平《“曼昭”就是汪精卫》,《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9月2日、16日)。
  
  汪精卫出身文学世家,叔父汪瑔、堂兄汪兆镛都是近代有名的诗人学者。得益于家学渊源,汪精卫文学造诣颇深,治事之余仍从事诗词创作,《双照楼诗词稿》有声于时。汪氏于1929年前后写成的《南社诗话》,以刊布孙中山战友诗词作品为经,以保存革命史料为纬,寓政治褒贬于文学评点之中。
  
  汪氏因缘际会,早年师从朱执信、古应芬,1905年与同窗胡汉民加入同盟会,到1925年止,追随孙中山凡20年。孙中山凡有兴作,汪氏几乎无役不与。《南社诗话》中的记事内容,多是亲身经历或得自当事人转述,可信度颇高,是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的第一等史料,内中有关胡汉民挑拨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的记述,可补现代史之不足。
  
  胡汉民挑拨孙陈关系
  
  孙中山、陈炯明决裂,为民国史重大事件之一。作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实力派政治军事领袖,陈炯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孙、陈政治理念的差异,是两人分道扬镳的主因。陈炯明认为兵燹之余,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教育;孙中山则从全局上考虑,践行与奉系共同讨伐直系的约定,力主出兵北伐。笔者视野所及,反对护法国会、回粤的人,有孙中山的老友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连亲儿子孙科也在其列;主张暂缓选举总统的,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孙的老友亲信。政见不同,本可从长计议,协商解决,未必一定发展到水火不容。
  
   1920- 1922年间的孙、陈交哄的主要原因,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双方闹到感情恶化、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孙中山“股肱之臣”胡汉民应负一定责任,许崇智、蒋介石也曾推波助澜。本文试图呈现这个尚乏人注意的侧面。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从福建率领粤军回师收复广东。10月29日,正当粤军逼近广州之际,孙中山致函蒋介石,高度评价陈炯明,并声明应服从“主义”而非服从个人:“竞存(陈炯明字竞存———编者注)此番回粤,实举全身力气,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290页)此时两人即使偶有分歧,都能通过协商顺利解决。
  
  这一阶段,陈炯明也表现得十分大度。同一天,陈炯明致电孙中山:“我军本晨克复广州,敌向北江退却,钦、廉籍军在省宣布独立。现一面处置钦、廉军,一面檄大军追击,请同展兄(胡汉民字展堂———编者注)立刻回粤主持烦剧,炯须督队前进也。”(《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04页)陈炯明在恳请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时,仍特地邀请孙中山的助手胡汉民。尽管军务倥偬,陈炯明为照顾胡汉民感受,仍考虑得十分周到。
  
  后来双方分歧日深,孙中山身边一些人物的煽惑不可忽视。陈炯明的亲信陈演生说得比较含蓄:“当日对先生(指陈炯明)与中山先生,实有不尽爱人以德之人,有以使彼此合而不得不离,离而不得复合者,应合负此一段历史上之责任。”(《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1950年香港版)陈炯明本人,在“六一六事变”前,对前来惠州说合的吴稚晖说过:“粤局弄到如此田地,挑拨离间者大有其人。不去此辈,吾与孙中山将永无复合之日。”5月25日,陈炯明当面对汪精卫感叹:“随中山多年,谊不可谓不厚,尚且信一般闲言而遗弃之……”(《陈炯明文集》下卷第931、943页)
  
  同盟会元老莫纪彭,晚年在回忆中则直言:“说到孙、陈分裂,不如说胡、陈分裂。展堂……出身刀笔吏世家,舞文弄墨而不能容物,当年同志无不非议之。”“孙、陈关系,日形恶化,乃致毫无转圜余地,则中山之左右胡、许诸人不能辞其咎也。”(《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第20、22页)“胡、许”指胡汉民与许崇智。
  
  汪精卫将胡汉民比作杨国忠
  
  莫纪彭、陈演生皆偏向陈炯明,故学界多不予采信。但汪精卫在《南社诗话》中的揭露,则是极有力的证词。汪精卫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左膀右臂,对孙中山的最终决策均无异词,不会有故意偏袒陈炯明的嫌疑。
  
  胡汉民与陈炯明的矛盾由来已久。清末胡汉民在香港领导同盟会南方支部,协助黄兴统筹“三·二九”起义,陈炯明任第四选锋队队长,因误会命令没有如期发动,受到胡汉民指责。广东光复时,陈炯明立了大功,胡汉民任广东都督时,陈炯明做副都督,配合尚属默契。
  
  不久孙中山回国,胡汉民前往香港迎接,并跟随孙中山前往上海,临行叫人传话,让陈炯明代理都督,言下之意,胡随时可能回任。在南京期间,孙中山及其亲信对广东都督职位,先后提出过不同人选,对陈炯明似欠尊重。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偕胡汉民回广东,陈炯明认为是来讨回都督印信的,遂挂冠而去。事后胡汉民虽做了补救,请陈炯明回粤担任“总经略”,两人因职权交叉,难免龃龉。之后袁世凯发表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有心离间,使胡、陈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当时一位接近袁世凯的记者窃窃自喜地报道说:“胡、陈举动,似合仍离,殊难索解……胡、陈意见似未消融。总之,胡、陈皆存野心,互相猜疑,互相利用。”(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423页)
  
   1920年秋,朱执信冒险前往虎门策动驻军反正被害,孙中山派汪精卫、廖仲恺继之。10月30日,汪、廖从广东打电报给尚在上海的孙中山,建议立即任命陈炯明兼广东省长。(《双清文集》上册,第376页)广东初定,人心不稳,此时让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身份兼任省长,是最合适的安排。
  
  汪精卫赴上海迎接孙中山时,发现胡汉民觊觎省长大位,“以一省长之故,蓄憾于心,日夜构陈于孙公之侧……”回广州以后,“……知陈与胡之互相齮齕也,怅然不乐,遽一人归上海”。(《南社诗话两种》第15、16页)
  
   1921年4月7日,国会开会,陈炯明听闻有选总统之事,“因询之于胡汉民,胡答谓今日国会系开谈话会耳。至五时后,胡忽电告陈氏云:不期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亦不知有其事,如何是好?”(《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371页)这种伎俩甚为拙劣,只能增加陈炯明的恶感。
  
   1922年初,孙中山计划从广西出师北伐;3月26日,在桂林大本营会议上,接受蒋介石、胡汉民的建议,突然作出回师广东的决定,引起陈炯明部将的疑虑。胡汉民等排挤陈炯明,还造作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勾结破坏北伐等谣言,以此激怒孙中山。(1922年4月26日《申报》)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陆军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各职。陈炯明为明心迹,坦然接受免职命令,移居惠州,以示并无勾结直系反对孙中山的意图,并于23日复电孙中山,表示决意引退。
  
   5月下旬,受到北伐军压迫的陈炯明部将叶举等,联名致电孙中山,请收回免陈命令,并提出三项条件,其中之一是“撤革六君子(系指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夏重民、蒋中正、谢持而言)。”(《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514页)粤海关情报称:“叶举等又发出通电,宣布胡汉民、廖仲恺、现任财政厅长程天斗以及其他人七人是目前孙、陈之间产生分歧的主要策谋者。”(同上第513- 514页)两份名单有所出入,但均以胡汉民为祸首。
  
  孙中山卫士马湘曾回忆“六一六事变”前夕,陈少白在孙中山面前说过一段话:“我闻得陈炯明部下说,‘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可以服从。’陈炯明要杀的人,大概就是胡汉民吧。”(《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2页)以陈炯明为人,不会说出要杀胡汉民这种话来,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胡汉民深恶痛绝的态度,则十分真实。
  
  对“六一六事变”肇因,汪精卫在诗话中下了这么一个结论:“论者谓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观音山之变,陈固安禄山,而胡则杨国忠,谅哉!”(《南社诗话》第15- 16页)宰相杨国忠不断向唐玄宗进谗言,迫使安禄山决心起兵叛唐。这个比喻,直指胡汉民在孙陈决裂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值得深思。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秘书长,有太多暗中上下其手的机会。若非汪精卫揭破此事,局外人很难洞悉内情。
  
  蒋介石崛起前因
  
  入民国后,孙中山特别信任和赏识陈其美,以其在二次革命中倾力支持,于1916年被刺牺牲。作为陈其美的小兄弟,孙中山爱屋及乌,对具有一定军事才能的蒋介石比较欣赏。但蒋介石性格倔强,落落寡合,不能甘居人下,对陈炯明、许崇智等上司不满,每次到军中供职均半途而废。对蒋介石多次“临阵脱逃”,孙中山仍加以优容,主要原因是手下缺乏得力军事干部,许崇智公子哥儿脾气,难任艰巨。
  
   1922年“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移驻永丰舰。汪精卫在上海闻讯,“邀蒋赴难,偕至黄埔,谒孙公于永丰军舰”(《南社诗话两种》第36页)。事后,蒋介石迅速写成《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为该书作序,称道蒋介石“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71页)。患难中的朝夕相处、出谋划策,让孙中山对蒋介石增加了不少好感。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与胡汉民、汪精卫并列的层次,并非从此事开始,而是几个月前的桂林回师决策。
  
  汪精卫称:“按桂林旋师之议,发自胡汉民,蒋介石赞之。及孙公师至梧州,陈炯明免职,归惠州。蒋介石主张进兵追之,使不得立足于惠州。并留兵梧州,阻叶举等东下。胡汉民以为陈已无能为,宜即出师江西北伐,以示此时旋师,非与陈争广东地盘也。孙公从胡议,蒋愤而辞去,回奉化家居。及北伐之师深入江西,叶举等东下,经据广州。遂以六月十六日之夜,围攻大总统府,孙公几为所获,赖登军舰得免……孙公自是以蒋为有先见之明,信任过于胡矣。”(《南社诗话两种》第36页)
  
   2月3日,孙中山下令从桂林出兵湖南北伐,本来预期由陈炯明接济饷械,后因双方意见分歧,于3月26日改为回师广东。陈炯明撤往惠州以避免冲突。蒋介石认为双方分歧无法调和,不如立即驱逐陈炯明,将叶举等陈系军队分割包围而消灭之。胡汉民则认为应立即出兵江西,以示回师并非与陈军争夺地盘。蒋的意见不被采纳,愤而离粤。蒋对革命阵营内不同意见,屡屡主张武力解决,与他后来利用廖仲恺被刺、中山舰事件排斥异己的思路如出一辙。
  
   “六一六事变”发生后,孙中山觉得蒋介石具有预见性,战略上高出胡汉民一筹,渐次加以重用,1923年命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1924年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提升了蒋的地位和实力。“桂林旋师”建议,为蒋介石青云直上奠定了基础。站在1921年的地平线上,再高明的预言家,恐怕也料想不到蒋介石能在短短数年内,抓住几次机遇果断出击,一举超越胡汉民、汪精卫,登上最高权力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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