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中国抗战国际军运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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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第8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光辉一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日双方的实际状况下,国际军事运输对坚持抗战至关重要,对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作出了有力支撑。作为中国抗战国际军运的幕后推手,宋子文不仅参与及影响了军运全程,而且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发起西南运输总处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奋起抗日。但随着战事的大规模展开,各个战区都面临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严重不足的困境。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自行研制能力远不能适应战场的需求。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在七七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8月1日报告说:“国内弹药库存等尚敷6个月作战之用,而各兵工厂产量有限(如步枪弹约为所需之八分之一)。”他因此提出:若要坚持抗战,就必须争取军械弹药、汽油汽车等军事战略物资的外援,并提出“以海外输入为主”,“保存利用最后国际交通线”等加强抗战国际军运的战略建议。宋子文十分赞同俞大维的建议。早在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前往热河前线视察时,就曾痛感中日军队之间武器的差距与军械弹药的缺乏。
  
  叫嚣“半年灭亡中国”的日寇也同样看到了这一关系到抗战全局的关键所在,于1937年8月20日悍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因此,如何开辟有效的对外通道,突破日军封锁,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
  
  但要强化抗战国际军运,存在着一系列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解决的难点:一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军品采购及运输以兵工署为主,但还有一批同样涉及军运的单位如航委会,卫生、交通部等,这些部门各自分购分运,常发生争抢运输工具的情况,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加以协调统管。二是当时国内的运输能力及装备远不能适应抗战前线的需求,而增加装备、设施,修建改建国际军运公路水道,都需要大量资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际军运的接运前端大多在国(境)外,除苏联外,在美英法等国尚未对日宣战的情势下,由中国军事机构或军人出面并不方便,需以民营机构出面为妥。
  
  这些困难均非兵工署所能克服。情急之下,俞大维便找到宋子文。他们二人不仅具有前后在上海与美国求学的相仿经历,而且相互欣赏,私交相当好。
  
  俞大维和宋子文之间有着“莫愁击掌”的交情。那是在1930年代初,在德国使馆于南京莫愁湖畔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宋子文将俞大维拉到一旁,问:“那些多出来的大炮是怎么回事?”
  
  原来俞大维1930年在德国研修军事期间,奉命负责采购欧洲著名的兵工制造企业博福斯生产的75型山炮。其实国内前几年中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对山炮的性能和价格都已大致了解,要他负责只不过是履行一定手续而已。但俞大维还是亲自前往该工厂所在地瑞典实地考察和洽谈。博福斯厂方此次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佣金”。当俞大维知道这笔回扣正好可购买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
  
  采购德国大炮费用不菲,还是外汇。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当然要亲自过目。在大多数场合下,经办采购的官员总会说军品涨价预算不够,然后购买回来的数量没有不打点折扣的。但这次不仅按原定数量一门没少,还多出来3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俞大维轻描淡写地简述了经过,并要求宋子文对此事保密。看到宋先是吃惊和钦佩,后有点欲说还休的表情,俞大维点穿说:“那多出来的3门原本就没在采购和分配清单上,我想好了,给你吧。”
  
  俞大维知道,1930年冬,宋子文在海州(连云港)组建税警总团,延揽了包括孙立人在内的大批军事留美生充当团一级军事主官,并希望建成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之一。现代化军队当然需要现代化的武器,能得到当时先进的75山炮,当然是宋子文求之不得的。满心欢喜的宋子文赶快伸出手与俞大维击掌为约。税警总团装备了大炮后士气高涨,后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并取得出色战果。
  
  此后,宋子文确实做到守口如瓶。直到后来深受感动的瑞典工厂向政府报告,由瑞典政府向俞大维颁发一枚勋章,此事才广为人知。
  
  现在俞大维着急找上门,宋子文当即表示于公于私,均愿担当此事。他在俞大维走后,又先后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兼交通部长俞飞鹏等人商议后,初步确定了发起组建一个国际军运专门机构的构想,并提出这一机构的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进出口总经理处”,对外则以“西南运输公司”名义注册。
  
   1937年9月1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提出设置“西南运输总处”的构想。当天深夜,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批准了提议。10月1日,西南运输总处在广州宣布成立,并立即开展营运。中国抗战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大的国际军运机构,在宋子文等的幕后策划推动下由此诞生。
  
  出任保卫中国同盟会长
  
  日军攻占上海后,宋庆龄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来到香港。到香港后,宋庆龄在宋子文寓所和宋子良寓所轮流居住。
  
  宋庆龄来到香港,为支援中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宣告成立,以更广泛地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从道义上和物资上支持抗战。应宋庆龄邀请,宋子文出任保卫中国同盟会长。
  
  宋子文之所以能出任保盟会长,是与他一贯主张抗战分不开的。面对日寇妄图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就向全国民众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次年初,宋子文代表国民党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愿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精神及十大纲领,“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就“建立国防政府,组建抗日军队,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事宜,相互指定代表商谈”。
  
  保盟的成立,为支援中国抗战,特别是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增添了重要力量。作为会长的宋子文虽然不大出席保盟组织的绝大多数活动,但还是在幕后支持。保盟在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协助下,向敌后战场运送电台、医疗器械和药品,如新四军成立时的通信设备就是保盟用募捐购买转送。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向廖承志部署赴香港开设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1938年1月,廖承志在香港开设“粤华公司”作掩护,在商号后楼设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并协助指导保盟的工作。
  
  对日战斗规模扩大,但新四军的江南、江北指挥部通信器材奇缺。保盟得知后,雪中送炭,帮助购买了一批电台、电话、电池及配件等。电台电话不是药品,如何才能通过国民党设置的道道关卡,安全送达,成为一道难题。宋庆龄便向廖承志求教,廖承志听后笑了笑,给她三个字的锦囊妙计——“找会长”。
  
  此时宋子文并不在香港,宋庆龄就派廖梦醒专程回重庆找到他讲了此事。宋子文听后怪她说:“这事二姐吩咐就是了,还要你跑来?”没过两天,运送批文及一批印着“税警”的封条就送到保盟。由于当时日寇已攻占广州,这批通信器材装箱后贴上封条,装船过海到越南海防,后经广西入境,终于顺利送到新四军手中。为此,后来有一次叶挺在第三战区司令部碰到宋子文时,还特意向他致谢。
  
  与此同时,在宋子文的默许和授意下,由他发起创建的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此时由宋子良兼任分处处长),也对保盟的运输作出了一定的支持。据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它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力促美国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法案》援助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此时中国已独立抗击日军3年之久。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赴美,协调共同抗击德日意法西斯战争的行动,并主持联络安排军援军运事务。
  
  在宋子文对中国抗战最新发展态势的介绍和敦促下,12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便批准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指示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协商,拟订相应实施方案。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并经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其认为有利于国防的任何时候,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或根据国会批准的合同,可以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任何防御物资。但《租借法案》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支援英法等欧洲国家增强抵抗德国的军力,并没有将中国列入首要的援助名单。
  
  鉴于这一情况,宋子文一方面作为处理租借事务的全权代表,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并从国内调来江杓、朱世明等兵工与交通技术专家襄助,撰写向美国提出抗战军购清单。另一方面,宋子文利用各种场合,向罗斯福本人及美国军政外交高层官员介绍中国抗战的艰难和进展,阐述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贡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曾任兵工署技术司司长兼百水桥精密仪器研究所所长的江杓回忆,宋子文在那一段时日中,基本上是“哑着嗓子,红着因长期睡眠不足而红肿的眼眶,但却精神抖擞地奔走于白宫,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向罗斯福及欧美要人宣传中国抗战的机会”,“有一次他刚从白宫回来,听说美国国务院所属的主管租借物资的防御援助汇报处一名副处长刚从欧洲回到白宫,便又乘原车返回交涉”。
  
  经反复修改补充,宋子文在1941年3月底向美方提出抗战军购清单。4月28日,罗斯福签署批准第一批价值4510万美元的租借援华物资,稍后又批准了第二批价值1亿美元的军用物资。更为重要的是,5月6日,罗斯福向世界各国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并重申“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宋子文抓住这一机遇,加紧与美方谈判,于1941年6月2日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在抗战期间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以双边互助的形式,为中国从美国获得抗战急需的大宗军事援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
  
   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1942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等26国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指出:“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自此之后,从美国租借的援华兵器、汽油及其它军用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抗战前线。
  
  呼吁开辟空中国际军运新通道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切断滇缅国际军运通道,1942年1月4日,日军南方派遣军向缅甸发起进攻,派出重兵妄想一举占领并沿滇缅公路攻入我国抗战大后方。
  
   3月3日,心急如焚的宋子文赴白宫向罗斯福通报中国远征军保卫滇缅路的最新战况,并首次提出万一日军截断滇缅国际军运通道,中美双方应尽快作出应对方案的设想。
  
   5月初,就在日军56师团攻占滇缅公路缅甸境内的起点腊戍后没几天,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向罗斯福正式提交备忘录,指出:“日本在南太平洋的胜利使缅甸公路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仰光已经关闭。在过去4年来与日本作战期间,中国战争物资的储存量从来没有这样少过。为了供应中国军队并维持人民士气,使中国能继续战斗,有必要开辟一条到中国去的新的生命线。”接着,宋子文第一次提出了开辟印度至中国的空中国际军运通道的建议:“像奇迹一样,这条生命线就在附近,就是从印度铁路线的终点萨地亚到中国的昆明或者叙府,飞越的是比较平坦的地段。”
  
  这是在二战史上,首次提出用空中跨国军运全面代替陆上跨国军运,以支持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战略构思。事实上,宋子文也许是在世界军事史上最先提出这一历史性建议的创先者之一。
  
  在此之前,宋子文就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威廉·邦德、总经理黄宝贤测算中印空中军运通道的运载能力,同时还请在美国的航空委员会顾问亚瑟·杨,邀泛美航空公司作同样的测算。两份测算报告提交后,宋子文自己拿上纸和笔,和亚瑟·杨一起对这两份报告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和核算。
  
  在提交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针对当时在美国的军界和政界弥漫着的悲观主义情绪,如“货物不可能通过空中运进中国”“天险不可逾越”等观点,宋子文理直气壮地阐述道:“这些可供选择的路线已由泛美航空公司按全年的要求调查过,该公司准备飞行这些航线。”
  
  在宋子文的请求和敦促下,罗斯福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任命中国通史迪威将军为中缅印战区司令并负责监督援华物资;二是写信给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指示“开通到中国的路线,显然是最紧要的”。
  
  虽然随后日军占领了作为中印缅重要航空枢纽点的密支那,宋子文原计划的那条空中军运航线无法实施,但他的见解已得到共识。罗斯福坚定地宣布:“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们通往中国的路线必须保持开放。”经中美双方飞行员的共同努力,一条举世瞩目的飞越喜马拉雅的“驼峰航线”横空出世,并以“铝谷”之悲壮载入史册。
  
  全力推动中印公路与输油管道修建
  
  驼峰航运开始后,在中印缅战区内组建了航空运输司令部,后又组建了中美混合空军联队,数千名中美飞行员日夜往返在汀江与昆明之间的险峻航线上,向抗战前线运送军械物资。但因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沿线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加上日机的截击,损失十分惨重。有一次,日机超大规模空袭,云南境内所有导航站被迫关闭,正在飞越驼峰航线的2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和12架美军飞机全部油尽坠毁,飞行员英勇献身,但飞行员们还是前赴后继。
  
  即便如此,还有总量多达2/3的用于向日寇发起战略反攻的军用物资滞留在加尔各答及沿线仓库。宋子文闻讯后,便想找罗斯福派往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的史迪威,与他商议是否能再修建一条从印度通向中国的公路,以弥补驼峰航线的运力缺口。然而,孙立人等异口同声:史迪威常固执己见,还脾气火爆,实在不好打交道。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也很是担心。但宋子文显得胸有成竹,他说:“告诉诸位,我从史迪威1935年到中国当武官时就已认识他了,我知道怎样给他说。”
  
  找到史迪威后,果如大家所料,前不久刚从野人山出来的史迪威一心想找日本人报仇,只对作战感兴趣,而不太将修路放在心中。没怎么听宋子文说完,便站起身来要走。此时宋子文放下平时温文儒雅的样子,站起来大声地说:“没有路哪有胜仗可打。”他指着缅北军用地图,比划着对史迪威说:“你不是怕日军在中国驻印军反攻时撤逃吗?只要中印公路修起来,新平洋、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八募、南坎、芒友,你说它们敢放弃哪一点,不是只能等着你横扫吗?”
  
  看到史迪威安静下来,似乎有些赞同之意时,宋子文却说:“算了,不说了,反正你也修不起来。”然后不顾史迪威的反应,真的走出门外。
  
  结果第二天一早,史迪威拿着一叠图纸和测算稿,找到宋子文,怒气冲冲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一定能修成。”宋子文心中欢喜,他知道,史迪威还是性情中人。他友好地拍拍史迪威的肩头,竖起大拇指,连说几声“OK”。他们约定:中印公路建成,宋子文一定要前去参加竣工仪式。
  
  史迪威还应宋子文的要求,主动找到时任英国印度总督的维克托·霍普,充满激情地宣讲修建这条公路的重要性,很快就与总督达成协议:由美国军方“负责修筑一条公路,从利多下经胡康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衔接起来”,而总督将调集印度当地力量负责路基等配套工程。
  
  由于修建中印公路所需的巨额费用商定由中美双方承担(美方1.5亿美元、中方2亿元法币),宋子文又多方设法,充分发挥他当过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行长的有利条件,为中印公路的修建按时筹到了足够的资金。
  
  经过历时两年又三个月的修建,1945年1月,中印公路全线通车,期间有1133名美军工兵及数千名中国军人和民工牺牲。1月28日,中印公路首支车队从利多胜利到达畹町。这支车队由105辆装满军用物资的车辆组成,还拖引着数十门野炮、山炮和平射炮。
  
  但此时,史迪威已于3个多月前因与蒋介石不和被调回大洋彼岸。宋子文本来已非常繁忙,但他仍信守向史迪威的承诺,执意放下手中的一切参加公路竣工仪式:“尤其是史迪威不在中国了,更应当如此。”
  
  不远千里特地从重庆赶来边陲的宋子文,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主持简单而又隆重的通车典礼。他在卫立煌、孙立人、索尔登、皮可、陈纳德等人的陪同下,站到挂着“庆祝通车”红彩横幅的主席台上发表讲话:“这几年来中国处在四面被封锁的情势之下,开罗会议决定修筑这条中印公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今天终于全线通车了。谨向为此献身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全体为这条路奋战的将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八年幕后推动,这是宋子文首次出现在抗战国际军运的公开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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