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因有“国士情怀”,反成“通敌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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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群体在建国初期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这一问题与今日社会牵涉太多,再加上众多写作者的学养和态度千差万别,导致有关历史叙述语焉不详,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杨奎松教授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所以他在由“革命史”转向“建国史”研究之初,首先关注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杨奎松发现,在那段时期,同为知识分子,每个人的思想转变原因、过程、结果大不一样。
  
  他的新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选取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三位主流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梳理大量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等,以客观态度还原了三人改造思想的曲折经过,认为在政治大环境中,他们的人生经历、理论素养、政治信念和个人性格都对各自的人生命运有很大影响。
  
  张东荪是民盟领导之一,在内战期间力求消弭国共矛盾,建立联合政府。他毕生都颇为自得的一件事,是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斡旋。但杨奎松仔细考索当时的中共电报,发现毛泽东更多的是从统战角度出发,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将张东荪当作此次和平谈判的见证人。毛泽东在建国后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进一步激发了张东荪的“国士情怀”,也让他对自己的政治见识有了过高估计。在朝鲜战争前夕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对国内外形势有所误判,亟亟与美国保持联系。在爱国心驱使下的种种行动,却变成了“通敌叛国”的罪证,导致他在思想改造中屡屡受挫。我们今天来分析张东荪在建国后的命运,显然无法忽视其个人性格和能力等方面的因素。
  
  王芸生的命运与《大公报》息息相关。《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在1948年国内局势渐趋明朗的时候,原本偏向国民党的主编王芸生,为了保住《大公报》,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原本要依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关闭《大公报》的中共领导人,在看到王芸生登报发表的“投降”/“投效”之后,决定保留《大公报》作为改造的试点。王芸生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融入新政权的新闻事业中,但《大公报》注定无法适应建国以来的新闻业管理新模式(即统一管理、宣传为主、依照行业划分)。他的痛苦,主要在于个人命运和《大公报》命运背道而驰。
  
  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受胡适等人影响,开始对政治有所议论。杨奎松从潘光旦的文章和大量批判材料中发现,潘光旦在没有多大压力的情况下,努力适应新政权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在多次思想改造中,潘光旦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感受到自己过去知识的“落伍”与“无用”,事事都努力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去理解。潘光旦后来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其实并非有预谋的结果,而与一些偶然因素和潘光旦对批斗的应对方式有关。他后来为土家族呼吁,也因为触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个人命运有很大影响。
  
   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很多个体的遭遇共同组成的,只有尽量从当时的环境去理解,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去谈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更有意义。杨奎松教授通过三个个案研究给我们的启发和提示,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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